暗夜行路
时间：2021-07-06 12:00: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历史经验中来？得知要做回忆录，我就“自告奋勇”了。
《陈明忠回忆录》是一个集体工作，由吕正惠老师主持，夏潮联合会和人间出版社的多位同仁协作，我有幸参与其中，要感谢大家的信任。让我带着我的“大陆背景”，试着从统左派的血脉和现实，来理解台湾。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80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1987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原住民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陈桑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2011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1920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1937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
陈桑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1920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殖民地现实揭露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1930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1938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的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30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8～14岁儿童70%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得以维持所谓社会秩序的良好。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本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1937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
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校”，1945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高雄中学，欧式的红砖教学楼在南方嘉树掩映下，仍很美丽，当年脱亚入欧的日本对教育的重视，由学校的格局亦可见。
日本校友宇敷民夫回忆：“高雄中学是充满爱国主义和皇道主义思想的学校，所以内地人学生以能够考上陆海军军官学校为荣。驻校军事教官，武道、体育的老师给予学生的是极为野蛮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随时可以殴打低班生，内地人更可随时随意殴打本岛人……在这种人种差别中我看到了现在日本人的骄傲的原点。总之，高雄中学的生活是野蛮、不愉快、恐怖的生活。”（见《无悔--陈明忠回忆录》）陈桑感谢这样的高雄中学，让他没变成“三脚仔”，并因此读了叔叔的左翼书籍，初步体悟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又从自己受的欺负推己及人，获得了一双新的眼睛来看自己和佃农的关系。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陈桑的雨豆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