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及特点（192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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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3年到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不仅表现在校园内更为系统化的理论宣传，面向工农大众的革命实践，更展现为依托基层党小组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组织形态的构建。同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呈现出传播内容的循序渐进、层层推进，传播渠道的区域、校际差异以及传播者由个体之间的互动向宣传组织的建立这些特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大学；早期传播；特点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99 — 02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学的早期传播（1923—1927）
（一）系统化的主义传播
1923年到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一步系统化时期，就大学而言，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更趋全面；如课程体系中，1923年以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1923年以后，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则开始偏重辩证唯物主义。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等课程中就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其次，则表现为对列宁的理论学说的介绍显著增加。据统计，1923年以前，国内报刊杂志上有关列宁译文的著述主要为：
此外，《共产党》月刊第1号还登载了《列宁的历史》、“列宁著作一览表”等材料，第3号还发表了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原题为《加入共产国际大会的条件》）等。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有关列宁的著述仍相对较为稀少。然而1923年后，尤其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消息传入中国后，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追悼纪念活动，引发列宁的照片和传略，编印纪念特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第16期开辟了“列宁专号”，集中介绍列宁的生平思想、事业以及列宁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上，集中发表了列宁五篇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北京“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发行的《列宁纪念册》中则刊载了《论粮食税》的全译文。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形成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介绍更为系统，尤其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得到迅速传播。
（二）走出校园、深入工农
五四之后是一段“扰攘不安的岁月”，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学生们觉悟到“在发展个性，研究学术，求做实验以外，还要负一种促进社会去谋人类幸福进化的责任”①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进攻。这样，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学生们明白了革命的走向，如何践行革命的实践呢，《先驱》上一篇《我们青年在中国如何作青年运动？》把当时学生的意图，讲得再明白不过：“我们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是有阶级的，有完善意义的青年运动，决不是单独以学生运动为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不过是运动学生向各种青年群众中去运动反抗黑暗的旧势力的意思。”②以大革命时期被人称做“著名的党化学校”——上海大学为例，该校“为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不提倡学院式的学习方法，而是引导学生读活的书，认真钻研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到斗争的实践中去锻炼”③。故1924年4月上大附设平民夜校，由邓中夏亲自主持召开筹备会议，确定办校宗旨，制定通过夜校组织大纲。至该年11月时，学生已达460余人，后为把夜校办好，平民夜校委员会进行民主改选，选举社会学系学生林钧任主任，王杰三任教务主任，李炳祥任总务主任，刘一清、朱义权任书记；杨之华、薛卓汉任庶务，中文系学生王秋心任会记。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学生在夜校中的主导地位。平民夜校的学生主要是青少年和手工业工人、小商店的伙友、学徒、小贩里弄和棚户区居民、校工等，课程主要是识字和算术课，教员边教识字，边讲革命道理，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讲解工农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还通过教唱革命歌曲，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1924年11月苏联十月革命节，夜校又召开纪念晚会，到会五六百人，主任林钧主持会议，王华芬、李春蕃、刘一清等夜校教师发表了关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演说，蒋光慈作“俄国革命后之状况”的报告，介绍苏联劳动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和忘我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形。④
（三）构建高校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组织形态
虽然中共“二大”后作出决定：党必须从“大学校”、“研究会”、“图书馆”里走出来，“到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但是国共合作的建立，使得中共把目光重新转向校园。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的传播是伴随着高校基层党支部的组建而进行的。据统计，截止到1927年4月，中共已在35所高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⑤。现列举大学较为云集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高校党支部建设情况：
近代中国大学中基层党支部的创建，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呈现出一定的组织形态。以广州各高校中基层党支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例，首先，从支部成员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方面看，广州区代表大会上决定，由区委做好“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四个讨论提纲，发给1923年建立的新学生社各支部分开讨论，积极发展其中的先进分子。同时在罢工工人群众中组织特别委员会专管理组织工作，召集工人大会，公开演讲共产主义，争取先进代表的加入。在学生运动方面，则于李列纪念周召集新学生社全体社员及非社员举行纪念会，由广州共产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公开演讲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阶段的宣传教育效果，就当时所公布的“增加人数之分析表”来看：
工人、农民、学生加入团组织人数显著增长，从一定层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取得的效果。其次，从党小组内部的宣传教育来看，主要以干部培训班的形式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如当时国立广东大学党总支主办的粤区干部培训班，由广东大学学生徐文雅任班主任，穆青任班长。训练班每月一期，有陈延年讲广东党组织的建设问题，鲍罗廷讲国际形势，罗绮园、阮啸仙和澎湃讲农民运动，穆青、黄平讲党的组织建设，邓中夏、苏兆征、恽代英等讲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等等①，除此之外，“各部委还独立的在各该部署之下举办普通训练班”，“各支部则置顶《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唯物史观浅释》等书籍叫各同志看，俟支部会或小组会议时则提出讨论”②。最后，从大学内共产主义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来看，“那时候党团工作是不分家的，所以团的负责干部也做吸收党员的工作。那时候，入团叫入‘中学’，入党叫上‘大学’，一般情况下，中学生入了团，上了大学或到了二十岁就自动升为党员，所以共青团也叫‘预校’”。③所以，当时大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传播往往采用这种党团结合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校园内外的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