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意识与理论自觉：2016年的中国政治学
时间：2021-07-06 08:00: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6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一系列事件，昭示着欧美等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持续数年的政策调整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正面临着新的裂变和不确定性。反观中国，2016年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完成了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设计，“一带一路”则展示了中国把握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的高超能力。尽管面临经济新常态挑战，执政风险和考验也在集中显现，但中国的社会发展整体稳定，政治认同度极高。[1]在此背景下，2016年中国政治学呈现出学科功能意识更强、研究更重实践经验、理论更趋自觉自信的特点。梳理全年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和热点：围绕学科建设，中国政治学主体意识显著上升，驱动学科中国化、本土化的动力在加速；围绕政治发展道路，一系列新思考、新理念争相涌现；围绕国家治理理论，一系列新解读、新阐释更加贴近中国经验；围绕近期西方民主实践，观察更微观、更具体，反思展现更多新视野。
一、政治学本土化的新展望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充分肯定、充满信心，同时也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这次重要讲话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政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在提高国家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需要政治学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面对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现实，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又迫切需要通过中国化、本土化的政治学做出贡献。政治学在建构国家的自我代表和自我表达的主体性方面，其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曾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句话用以形容政治学的功能和定位，恰如其分。
早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60周年纪念时，王绍光教授曾撰文“中国政治学三十年：从取经到本土化”，回顾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建政治学学科，恢复了政治学高等教育。根据他的观察，中国政治学在过去30年大约经历了“取经”“效仿”以及逐步走向“自觉”三个阶段。王绍光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的政治现象，政治学代表人物所借助的关键概念和分析工具也不再局限于国家意识形态划定的范围，但是更多主要源自当代西方政治学。他认为，“效仿”不可避免，但如果长期停留在“取经”与“效仿”阶段，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就谈不上完成，中国政治学的下一个飞跃将是“本土自觉”。[2]他还注意到，中国的政治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做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和进口者的角色，本土化迫使中国政治学界挑战自我，在研究中越来越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的“5·17讲话”代表了官方话语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定位与新要求，与此同时，一批政治学人也在思考如何建构更具本土内涵和中国化理论特点的研究体系，“本土自觉”意识显著上升。2016年1月，政治学者朱云汉在《北京日报》撰文，提出“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朱云汉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中国兴起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國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他认为“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还在于美国政治学研究正面临一系列尖锐问题，这包括：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经济学，沦为应用数学和应用统计学；二是没有理解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仅限于经验世界，还有经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三是没有理解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掘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四是不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存在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五是没有理解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具有相互构成关系，社会科学知识有转化行动的作用。朱云汉认为，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是百年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特征，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3]
同朱云汉的观点同出一辙，中央党校李良栋老先生在年内撰文“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途径”，追思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艰辛历程，回顾中国几代政治学者致力于学科本土化的努力。他感慨道：“政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在研究中国经验上总是纸上谈兵，有气无力，不仅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有害无益，甚至影响国家民族健康发展。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4]李良栋教授认为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提出实现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最终目的是建构中国式的政治学学科话语体系，首先要做好“清理地基”的工作，即真正廓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在此基础上才能构造诸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关注和说明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辅之以辩证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有益成果。
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和水平与当前时代要求尚有较大距离，中国政治学的实践影响力还十分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流派。为此，房宁在年初《政治学研究》的一篇谈论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文章中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学需要一次新的方法论变革，需要超越传统的和现有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中国政治学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从注重运用现有的中西方理论说明中国现实转向关注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从注重文本研究转向注重实证性研究、经验性研究，更多地采取现场观察法、比较研究法和典型调查法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5]桑玉成和周光俊的一项经验研究似乎验证了房宁的看法，他们选取了国内政治学科排名前十名高校2011—2015年政治学理论专业的369篇博士学位论文，对其选题来源、主题分类与界定、研究范式等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分析发现，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学在汲取人类共同的政治智慧与挖掘本土积累的政治实践之间，在引介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上实践中国经验等方面，还存在很大不对等，产生了“政治学在中国”与“中国的政治学”之间的所谓“身份危机”。[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