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对中国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时间：2021-07-05 20:03:5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西安事变是20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各种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虽然是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发生。但政治上的意义和影响非常显著。西安事变不仅化解了国内危机，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改良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西安事变；政治生态；国民党；共产党；启示
　　【中图分类号】k2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10-0065-04
　　政治生态涵盖三个生态层次，即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和政治——社会——自然生态。也可以把前两者看作政治“内生态”，把政治——社会——自然生态看作成“外生态”，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好坏。与该国的命运和前途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从政治“内生态”的角度。分析西安事变对中国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一、西安事变前的中国政治生态发展状况
　　
　　西安事变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并有明显恶化的趋势。政治“内生态”的发展路径明显呈现出畸形特征。
　　1、政治秩序混乱。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后，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然而，新秩序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首先，国内旧军阀虽被打倒，但新军阀随即取而代之，成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军阀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蒋介石不得不让握有重兵的将领公开承诺：无论他们的政见有何不同，绝不诉诸武力。他断言，如果严守这一原则，地方势力之间的政见不同绝无酿成全国冲突之可能。但自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状态及各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再造派”(太子派)等。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治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3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粤、桂等省的半独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分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虚设，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其次，政重于党的地方党政关系长期存在，使国民党中央的政令不能有效落实。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尚属政权真空外，很多地方势力在事实上仍然保持着自治。在国民党政权下，中央和地方党政关系呈现不同形态：在中央是“党义领政”，在地方则是“政高于党”。这就在实践上形成了两套独立并行的权力系统。在党政人事关系上，南京政府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地方党部委员以不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为原则。而党政首脑相兼的省市，多是中央权力莫及的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地区。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多重政权创立了一种革命情势(revolu-tionary situation)，革命无疑会带来社会结构、组织及政治权力的巨大变化。因此，西方学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一个转变中的国家的官僚政治，其目标和手段都是不明确的。
　　2、政治对外依附性大。保持政治独立，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最基本要求。综观西安事变前的中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对外有着明显的依附性。尽管国民党为了确立它在中国的绝对权威性地位，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在行政、司法、财政、外交、教育等方面做了相应变革，从西方国家手中收回了许多权利，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控制。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早在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就赤裸裸地表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九一八”后，当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犯时。国民政府不是采取积极的有效抵抗措施，借助内力的作用来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是企图借助英美等国力量，通过国际联盟来制裁日本，致使国联敷衍中国的李顿报告包含了许多抚慰日本的段落。满洲事件最后竟不了了之：该事件典型地反映出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对外依附性。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控制范围内，政治依附性的主要表现是，在方针、路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过多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与影响，缺乏独立自主处理国内事务的能力。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前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可以说是基本按照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旨行事，共产国际代表李德(OttoBraun)则直接把持着党内的军事指挥权。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政治上的自主意识逐渐得到了加强，才为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内部事务的干涉奠定了基础。
　　3、民主和法制缺失。民主和法制在近代已经成为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准。尽管民国政府先后颁布过六部国家大法，尤其是193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 “其立法技术，包括体制技术、程序技术与表达技术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即使如此，它也不可能将中国领入民主和法治社会，因为“五五宪草”的特质之一，是“一党专政”。宪草第一条开明宗义规定中华民国国体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凡不信仰三民主义的政党，都不能允许其存在。有了这条规定，不仅在宪政开始之前，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就是在宪政开始之后，“中国仍只有一个政党，即是中国国民党。”不仅如此，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声称：“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在他的授意之下，国民党宣传机构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和独裁专政，一批特务组织，如“中统”和“军统”先后组建起来，严重威胁到中国人民的生存。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下，公平和正义作为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中得到伸张，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得到保障，何以谈得上民主和法治。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国民党不惜动用武力剿伐与自己政见相异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极力压制，屡屡制造恐怖事件。在上海，国民党竟与青帮勾结，利用这些社会渣滓对上海的华人进行非正规统治，并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独立的盟友。
　　
　　二、西安事变改善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西安事变前后不过两周时间，然而它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态的恶化起到了重要的遏制和改善作用。
　　1、政治环境得到改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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