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命运
时间：2021-07-05 16:04: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抗战期间，在东部大陆的中心地带沦陷后，国民政府沿长江上溯，将政府移到了1500公里之外的上游地区。重庆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政府的行政中心，备受国际瞩目。与此同时，千里之外，更加贫穷、更加落后的延安，没有像重庆那样遭受频繁的轰炸，走出了聚光灯的照明范围，毛泽东把握住这个机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与重庆相同，延安精神层面的意义逐渐凸显。而由于两位领导人的政治眼光、理念之差，使这两座城市有着天差地别。重庆成为一种符号，代表了国家政体和社会相互结合的一种新尝试;延安的模式与之类似，但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共产党向往的不是温吞水般的改革，而是轰轰烈烈的革命。
责任编辑/廖翼颖
陪都重庆在风雨飘摇的“非常态”中成为中国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千里之外的延安是一个经过初步革命改造的社会，已经成长为能与重庆相抗衡的另一种政治空间。它们因此也为未来中国提供了两种迥然相异的政治前途
蒋介石试图在重庆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却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都重庆。这个消息犹如动地而来的鼙鼓，从根本上重塑了这座古老的山城。
战前的重庆，包括广大的西南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的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关联，处在一种自成天地的格局之中，从未处于国民党的正式统治之下。“重庆在抗战前人口不到40万，其中参加袍哥组织的有七八万，加上家属就占了重庆人口的大部分”。伴随着国民政府大量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教育机构迁入重庆，数以百万计的的外地人口溯江而上，不断西迁，在短短几年内重庆这座城市登上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成为了战时中国内地的缩影。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其记录中将“重庆”称之为“暂时避战之所在”。由国民党宣传部的精干头目霍灵顿·K.唐经营的英文杂志《战时中国》，曾经向态度中立的美国民众讲述了英勇的中国飞行员如何驾驶战斗机在重庆最危险的珊瑚坝机场着陆的故事。在以重庆为陪都的中国西部，国民政府口中的“自由中国”，这类对于抵抗精神的大肆“营销”始终大行其道。而“自由中国”在国外观察家看来，也正是为博取国外援助而特设的称号。
“道路都是重新铺就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政府机关林立，把城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但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重庆很快被各式各样简陋不堪的临时棚屋所充斥。
这一时期的重庆出现了大量报刊、书店、文化活动提供给人们更多了解外界的窗口。“当时沙坪坝一带生活书店、新华书店有很多进步的刊物和书籍，三民主义的文化是主要的，但不是全部，《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新书也能读到”。然而精神上的充实并不能填补物质的匮乏和经济的拮据。“1937年到1941年间城市经济较好，物价还算平稳，但是1942年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愈发严重”。
与此同时，日军的飞机和炸弹随之而来。从1938年初，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轰炸。尤其在日军实行无差别轰炸的1939年到1941年，重庆人把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称为“防空洞时间”，“许多商铺都选在下午4点后开业，以尽可能躲避空袭的危险”。
在各种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里，会聚着形形色色的市民群体，国民政府意识到“防空洞时间”对于抗战动员宣传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运用，对民众进行战时教育。1940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内遍贴有《空袭时之国民信条》十条，写满了“我们有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绝不畏惧慌张”;“敌人愈滥炸，我们的胜利愈接近”等标语。
国民政府深知，这些看似振奋人心的群众动员，在实际上的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强大的政府是稳定政权的必要条件，人民不远万里跟随政府深入中国腹地，当他们遭遇战乱陷入困顿时，更期望政府提供实际的协助和支持。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客观上却缺乏这样的能力和执行力。
而从另一方面，蒋介石试图在重庆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却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重庆就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非常态”中成为了中国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
1942年10月10日，对于中国人，特别是重庆人来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国庆节。这一天的陪都重庆，格外热闹。蒋介石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正好目睹了这一场面：“翌日为国庆日，他（指蒋介石）往重庆较场口宣布。恰巧当时我和弟妹蹀躞街头，忽见蒋乘敞篷车至，车行极缓。虽有宪兵指挥清道，但无特别戒备，车行所至，两侧群众自动鼓掌。”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郑重宣布美、英两国政府将放弃一切特权，重新商定平等新约的消息，他声明道：“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从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立自强，人人要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民，始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以期无愧为同盟国之一员。”
当天，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响31下，以此向开始走上独立之路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国庆节遥致祝福。蒋介石为此向罗斯福致谢，在日记里，他写下这样的话：“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衷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正如黄仁宇所说，“废除不平等条约对蒋介石为一生大事”。
1943年1月11日，重庆政府与英、美两国签订新约，正式宣布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这个消息令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国民党政府更是倍感振奋，宣称中国在政治上与世界各国已获得“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并与各国“齐驱并进”。
当时的一些报纸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四强的行列。为此，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撰文，畅谈废约的历史意义，对中英中美间签订新约大力褒奖。时至春夏之交，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趁势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