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
时间：2021-07-05 04:01: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传播史已经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深广性。电影传播史也正在进一步整合电影学和传播学的成果，从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学术传统走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传播史（1905－2005）研究中国电影诞生以来迄今100年的传播历史。从历时性分析，中国电影传播经过了1905-1949年间以上海影院为中心的区域传播阶段、1949-1979年间以城乡放映为中心的国内传播阶段以及1979-2004年间以影院放映/音像制品/电影频道/网络视频/各类影展为中心的整合传播阶段；三大历史阶段里的中国电影在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各有具体的特征并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从共时性分析，100年来的中国电影传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
关键词 建构 传播 传播 史电影传播史 中国电影传播史
〔中图分类号〕J9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1-0099-07
一、建构传播史
自从传播学兴起以来，“传播（Communication）”的定义大多指向人类社会关系及其信息交换方式。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仍结合社会学与信息科学的视点提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本文为笔者专著《中国电影传史》(1905—2005)引言部分。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而在一部传播学辞典里，传播学上的“传播”概念则被界定为：“主要指人类社会中，信息在个人或人群中发生的流通、共享或扩散的行为及过程。这种信息流通、共享或扩散通过参与者能共同识别的各种符号系统发生。”黄晓钟、杨效宏、冯钢主编：《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与制度分析派的研究趋势，也在集中探讨传播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以及形成传播渠道形态的社会因素与通过这些渠道传播信息的范围，因此，“传播”被定义为“一种交换的社会过程，其产品或是社会关系的标志，或是它的具体表现”。〔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72页。更有学者简明扼要地表示：“传播是讨论人们如何通过信息交换以达成共识。”〔美〕利贝卡·鲁宾、艾伦·鲁宾、琳达·皮尔：《传播研究方法：策略与资料来源》（第四版），黄晓兰、肖明、丁迈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5页。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包括新闻、广告、报纸、杂志、公共关系、广播、电视、电影与电子出版等在内的大众媒介，对信息的分享、共识的建立以及社会价值的传递、大众文化的嬗变等愈来愈具备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大众传播也成为当代传播学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至于大众传播与社会文化整合之间的关系，已有各种著述予以深入的辨析。在一部探讨传播理论的起源、方法及应用的著作里，美国学者指出，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大众媒介都会通过对家庭、社区、国家及其宗教、法律、教育甚至医疗体制的描绘，维护社会秩序及其稳定性，并力图达成全社会对某种价值观体系的共识。〔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四版），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66-370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研究，则在“文化工业”与“媒介控制”等批判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下述观点：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不仅是维护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大众媒介即使只作为传播信息和娱乐受众的载体出现，也是国家权力对受众进行灌输、控制和操纵的过程。此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萨伊德以及佩查斯、汤林森等著名学者，重提60年代既已出现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媒介帝国主义”概念，对形成全球规模并在大众媒介中广泛传播的西方强势文化，在消解第三世界文化传统及其民族认同方面的“霸权”行径，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诚然，无论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文化分析，还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媒介文化批判，都不可忽视也无法逾越传媒的历史维度。事实上，只有回到传媒的史实及其特殊的语境，才能触摸身处其中的传播现实，为传媒批评的建立贡献不可多得的话语资源，为文化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堪借镜的经验教训；同样，也只有在传播史的框架中，才能真正厘清媒介及其传播的社会价值与文化蕴涵；而对于方兴未艾的传播研究而言，传播史是其知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史研究，在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学术实践中即已展现出丰富而又厚重的面向。也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80年代初，美国经验学派站在多元主义社会观的立场上，对电影、广播、传单、标语、电视等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效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与此同时，针对出版、报业、广播、电视、电影等特定传媒领域的“传媒史”，也取得不少颇有价值的成果。在中国，从戈公振著的《中国报学史》（1927），到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1996、1999），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的各种新闻史、报刊史、电视史和传媒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中国传播学中的传播史研究领域。
相较而言，媒介文化批判更加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至哈贝马斯的传播行为理论出发，对后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尤其后期资本主义的压迫制度进行成功的解构和“去魅”。在这一过程中，思辨的气势大于实证的力量。当然，随着传播学与文化批评的相互渗透和融通，当今的媒介文化批判已不再无视传媒史，当今的传播史研究也在走向实证与思辨、史料与史识互为阐发一途。两者之间的交流互渗，为传播史研究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张力与纵横驰骋的空间。
早在伦敦出版的《报史：从17世纪到当代》（1978）一书中，便收入雷蒙·威廉斯一篇从历史视野观照英国出版业和大众文化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雷蒙·威廉斯通过历史上的“官方记录”与“自己的统计”，运用丰富的数据展示了英国受众的文化水平、阶层变化及其与出版业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结论颇有见地。雷蒙·威廉斯指出，不同形式的“大众出版业”的复杂历史，为研究者阐释“整个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出版业“一开始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为，接着是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去保证穷人的读物掌握在富人手中。”〔英〕雷蒙·威廉斯：《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历史的透视》，载陆扬、王毅编选《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7-120页。事实上，这种主动将传媒史与文化批判结合起来的努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已成为英美学界的重要标志。此后的研究便主要在经验与批判、实证与思辨、史料与史识之间来回摆荡，力图寻求一个更加多元、也更加开放的学术平台。诚如英国学者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在其编著的《理解电视》（1990）一书“序言”中所论：“在1970年代的英国，对电视的研究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吸收了大量的文化理论（多数自欧洲大陆引进）之后，英国的电视研究（同电影研究一样），开始认同包容了在电视批评中讨论过的个人品味等问题的概念，以及超越了‘辨别力’培养的概念。对电视机构的社会背景的研究在早期一些有关这个媒体的社会学（Burns，1977）、历史学（Williams，1974； Briggs，1979）和政治经济学（MurdockandGolding1977；Garnham1978）著作中得到了更完整的发展。……1990年代认识电视的任务就在于处理好1980年代新出现的对于经验性、流行性和后现代研究的强调与此前10年中对理论的发现两者之间的棘手关系。”〔英〕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电视的真相》“序言”，魏礼庆、王丽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