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话语权之争
时间：2021-07-03 16:01: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英、美等国对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持“中立”态度，实即对日本废除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支持，背后则是必欲破除中朝宗藩关系的心态，各国的底线亦仅止于此。在战前争取欧美支持及国际舆论的外交活动中，中国的宗主权话语体系完败于日本的国际法话语体系。以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幌子，日本瓦解了英、俄均曾有意进行的调停活动。美国则采取作壁上观的心态，乐见日本扫除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日本的利益许诺和外交欺骗背后是以近代国际法为理念支撑的外交体系。甲午的战败，虽然标志着清政府调适中朝宗藩关系的失败，但对宗藩关系本身的评价不应以此次战争的结果为唯一前提。
〔关键词〕甲午战争；宗主权；宗藩关系；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K25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184-13
甲午战争爆发至今已经百余年了，回首那场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很多外交史实已经研讨清楚。①在史实清楚的情形下，中外学术界围绕此次战争的前因后果展开的探讨，仍然存在很多分歧。 在战前，日本发动此次战争获得了欧美诸国或明或暗的支持，即使是在若干年后的研究者笔下，为日本发动此次战争说项者仍然大有人在。②笔者不拟从批判的角度来正面回应这些附和日本发动战争的声音，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探究这些附和声音的背后，揭示此种状况出现的历史缘由。简而言之，就是日本发动侵略为何会获得允许？中国竭力保护的朝鲜自主和宗主权为何未能博得各国的同情？这些问题与中日双方对外交话语权的控制存在密切关系，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谁就能决定战前国际舆论的走向。笔者希望分析此种现象的背后原因，探究清政府外交上的得失。
本文所强调的中日甲午战前外交话语权之争，实即中日两国的外交舆论之争，其具体内容则是宗藩体系中的“宗主权”与国际法体系中的“自主权”之争。中国强调朝鲜本就是“属国自主”，而日本提出朝鲜必须“独立自主”，“自主”问题是围绕此次话语权之争的关键词汇。为了落实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以甲午战前围绕宗藩关系所开展的外交交涉为研究对象，站在稍远的距离上，再次审视这一东亚的传统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学界以传统视角和国际法视角分别切入的研究已经很多，而将二者结合并给出批判性评价的研究则很少，这种现状同样存在于国际学界。中国学界批判日本蓄意挑起战争，英、俄等国为了自身利益却不予调停，此类标准答案固然没有错误，但这种形式化的回答无益于认识甲午战前外交交涉的丰富性，亦无法帮助真正认识甲午战前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所在。本文将近代国际法概念引入讨论，以期发现中、日、朝以及欧美等国对变动中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态度及反应，以及这种反应与甲午战争爆发之间的关系。学界以此视角切入甲午战争研究的论著有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曹雯《清朝对外体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论文如张卫明《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权赫秀《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以欧美列强与日本对中韩朝贡关系的态度变化为中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对此种关系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将有助于深入思考传统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意义。出于全方位考察的需要，本文尽量关照到中、日、朝等主要当事国以及俄、美、英等利益相关国当时的考虑及对策。
一、宗藩关系与国际法的最初遭遇：中日关于属国自主的争论
1894年之前，清政府在属国问题上，消极应对，虽然有意引入国际法调适宗藩关系，但并未形成一套让欧美诸国认可的概念。王信忠曾总结认为：“中日两国之对韩政策，一言以蔽之，中国系保守的，日本是进攻的”。见氏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北京：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1页。在欧美看来，涉及宗主权时，其对外的交涉缺乏一套解释自身立场的合理体系，而在实际外交案例上的不愉快经历，更是增加了对清政府的恶感。清政府需要做的，是向欧美宣讲宗主权背后的东亚特色及自身对朝政策的善意，在与日本所宣讲的国际法上的“独立”进行的国际舆论争夺战中，赢得理解。
甲午战前，朝鲜本身希望摆脱中国宗主权束缚的倾向已经显现，至少已经不是举国一致的赞同声音。日、美学界对此的观察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甲午战前朝鲜国内试图摆脱宗藩关系的尝试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近些年，日本学界在涉及甲午战前的中朝关系研讨时，更多关注的是中朝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欧美诸国的矛盾，其研究主旨虽未明确表明系为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开脱罪责，但客观上的确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近几年，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冈本隆司的《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不惜笔墨探讨朝鲜自主之努力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政府的处处设阻；另一如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挑出中国在朝鲜的租界，论述对朝鲜的不平等。当然，中朝之间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置于学术的框架下予以探讨，但应该是予宗藩关系以相应的历史脉络，说明其本质及整体表现。凡事必有利弊，日本学界研究的此种志向，予以中国学界的启发是，甲午战前中朝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问题，中国学界不妨将其认真对待，以便在与日本学界对话时，有所作为。从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背景而言，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危机。传统上，宗藩关系中的宗主国对藩属国并不干预其内政，“政教禁令任其自行主持”，但在外交方面则有所不同，当藩属国之间发生冲突时，一般由中国朝廷调解。然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面临列强与朝鲜之间的纠纷，清政府无力阻止列强对朝鲜的侵略。上述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天朝上国”的形象日渐萎缩，朝鲜在对外问题上不再唯清廷马首是瞻，列强亦有意绕过清政府直接与朝鲜打交道，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面临诸多问题。此种情形下，清政府面临两难的
境地。参见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3-99页。作者在书中对朝鲜争取独立的运动予以热情的赞扬，并批评华夷秩序属于腐朽的旧体制，认为清政府对李氏王朝外交政策的干涉，严重损害了朝鲜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对作者这种彻底否定中朝宗藩关系，以及清政府试图维护宗藩关系的努力的观点，笔者持不同态度。宗藩关系固然有其不足之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宗藩关系的瓦解并未给中朝两国带来理想中的对外关系格局，亡国后的朝鲜当对此有切身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