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米扬大佛与日本阿富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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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6-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KA159225）；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2012M520795）；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冷战后大国中东安全战略比较研究）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钮松（1981-），男，湖北鄂州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摘 要：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宗教转向”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从宗教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当前日本与阿富汗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纽带是巴米扬大佛。日本佛教与历史上的阿富汗佛教同根同源，佛教对日本外交的参与作用十分明显。塔利班政权和阿富汗新政权分别秉承极端伊斯兰主义与温和宗教思想，这影响两者对巴米扬大佛的摧毁和重建的态度，也影响截然不同的与日本关系的走向。目前日本与阿富汗在巴米扬大佛问题上的良好合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为国际社会的阿富汗重建工作和阿富汗国家形象塑造发挥了极为独特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巴米扬大佛；日本；阿富汗；宗教；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102-06
日本虽然较早便有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但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难以与中东国家产生宗教认同；其对外战略重视宗教和文化的作用，21世纪文化外交的内容日趋丰富，逐渐向综合、立体、完整的方向发展。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摧毁矗立1500余年巴米扬大佛的事件震惊世界。日本政府和民间围绕大佛的保护和修复等，对塔利班政权、阿富汗新政权和巴米扬省地方政权展开频繁外交活动，这体现了佛教因素对日本外交关系的重要影响力。日本对阿富汗展开的外交活动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完全不同，巴米扬大佛因素是影响日本与阿富汗关系走向的风向标。
一、理论背景：宗教如何影响国际关系 巴米扬大佛因素对日本阿富汗关系的影响并不是一个想象的关联性。日本主要出于佛教認同的考虑，阿富汗新政权则基于珍惜民族宗教文化遗产，同时注意到了日本的这种佛教认同并予以配合。因此，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宗教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并以日本与阿富汗两种不同宗教和文明类型国家关系中的佛教影响因素作为例证。
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跨越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专业领域，从学科门类的角度涉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存在交集，其融合却存在着结构性的困境：一是宗教学研究的人文主义倾向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科学主义方向之间的不兼容性；二是宗教学研究与神学研究之间的分野的模糊性和概念的混淆。尽管存在着以上问题，但国际关系中宗教参与的事实发展确实大大领先于理论建设，无论是宗教学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学者对国际关系中的宗教问题都从自身学科的角度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研究。由于宗教学所涉及宗教种类繁多，且不同类型宗教之间、不同国别宗教学学者之间缺乏深入的比较研究，这导致宗教学研究过程中全球视野的相对缺失，宗教学领域整体考察各种宗教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研究较稀少。国际关系学学者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宗教问题亦如此。正如格里高利·阿莱斯指出的，“形成宗教学研究全球视野”的三个主题是“历史；机制化；目标、方法和理论”[1]（p.304），而巴森·蒂比指出，“在今日之美国和欧洲，没有一个慎重的国际关系学学者会否认宗教学研究的相关性和重要意义，如（将）作为跨国宗教的伊斯兰教纳入国际研究之中”，“但从国际关系学视角对宗教领域的学术和专业的贡献确为稀少”[2]（p.14）。基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时代、宗教极端主义与非传统安全的紧密联系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与宗教的复杂关系，宗教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提出了挑战。上述所有相关研究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基于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影响度，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转向”以及宗教参与国际关系的基本路径尤为重要。
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转向”研究是继“经济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之后的第三次转向。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越发引起宗教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其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非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学界主要关注伊斯兰激进势力在中东的复兴，其研究局限在安全领域。G. H. 詹森在《战斗的伊斯兰》中意识到伊朗伊斯兰神权体制的建立及其“输出革命”对中东乃至世界的影响，就霍梅尼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认识进行了初步梳理。埃斯波西托在《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中就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过度安全化提出质疑，也正视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的挑战。
2.准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这一时期学界研究范围从伊斯兰教扩展到所有宗教，尤其是世界性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参与，并提出了理论思想。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吸收了宗教史学家威尔弗莱德·史密斯对“宗教”一词的回避思想，将宗教弱化为文明文化并将其视为国际冲突的根源，提出了国际关系的“文明冲突论”。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提出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并将文明文化视为重要的认同因素即“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文明冲突论”和“社会建构主义”都不是科学意义的理论。中国多数学者在驳斥“文明冲突论”的同时对“社会建构主义”大加赞赏。
3.理论建构研究阶段（2000年迄今）。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突破了安全领域，将如何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对宗教（基督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放逐作为研究方向。K. 达克主编《宗教与国际关系》并撰文《大规模宗教变迁与世界政治》，这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较早的探索成果。司各特·托马斯、塞西莉亚·林奇和库芭科娃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宗教进行了链接。徐以骅率先在复旦大学创立国内首家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其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和“宗教与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系列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理论建构雏形。芝加哥大学则综合国际关系联合该校宗教研究，将国际关系学和宗教学的课程和学分置于大体相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