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及其文化渊源
时间：2021-07-02 16:01: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外交理念是对外交动力、目的、手段等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揭示了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本质，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影响乃至决定外交战略和政策抉择。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理念，指导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和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外交理念否定了西方现实主义学说的强权逻辑，植根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壤沃土，构成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核心部分。
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外交理念
在民主革命后14年（1935—1949）和新中国前27年（1949—1976）的漫长时期里，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总结党和国家的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观念和原则。这些观念主要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外交中的地位、处理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思想基础。
一、“人民外交”观和民间外交理论
西方传统的外交观认为，外交是各国政府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外交使节之间的活动，与广大民众无关。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批评了这种忽视人民的外交观念，提出了重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新理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对外交往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特别是民间外交经验。毛泽东和周恩来深刻总结这些经验，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形成了人民外交观。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认为，要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必须“唤起民众”，既包括唤起广大的中国民众，也包括世界上一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友人。其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区别”之上，其中包括一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相区别，也包括特殊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与其人民相区别。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观和政府、人民区别观，是民间外交的理论基础。
建国初期，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不仅参与最高外交战略决策，并直接领导实施这些外交战略与政策，而且进一步总结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他本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基的人民外交思想。1950年3月20日，他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做了《中苏缔约后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报告。他提出，我们要影响和争取美国人民，要把战争疯子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1952年4月30日，他系统阐述新中国和平政策的六大外交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世界人民”，强调要团结和争取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周恩来对国际关系与民间关系、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外交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行了辩证思考。他首先提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接下来他分析说：“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 其次，他论述了新中国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形式与制度问题：“我们要不亢不卑，便不得不有一套统一的礼节。当然，这些都属于外交形式。为什么要照顾外交形式呢？这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外国人民，某些形式和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最后，他精辟地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他还强调指出，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来进行。
可见，周恩来在重视政府官方外交的同时，又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工作。他还从文化和经贸两方面来充实民间外交的内容。他指出：“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是我们外交的两翼。”为加强民间交流效果，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注意行业和专业对口，主张“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他们认为，与尚未建交的国家交往，可先通过文化交流来增进彼此了解，通过贸易活动以满足双方需要，以此为建交创造必要条件，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实现建交目标后，仍需要以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做后盾，充实外交内容，夯实官方外交的基础，形成民间外交与官方之间的有力互补。鉴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新中国未建交国家占多数的情况，民间外交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由政府来支持民间的友好往来，以便为建交创造充分的条件。周恩来概括出以下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辩证互动过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这一重要方针的实施，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统筹管理民间外交活动，195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稼祥任主任委员。王稼祥在两年后主持的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说：民间国际活动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第一，增强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第二，直接地或间接地去影响和促进各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进步的社会运动。“总的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国人民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以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和平力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1]随着外事工作的全面发展，1958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替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周恩来关于以国际关系这种形式，以影响和争取人民为归宿，人民之间直接交往的深刻思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观和政府、人民区别观，讲清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相辅相成关系，奠定了新中国全面开展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坚实理论基础，形成了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结合的外交战略布局。
二、独立自主的根本外交立场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在一切对外交往中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外交战略和政策无不体现独立自主精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制定了贯彻独立自主精神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战略方针。前者是为了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划清界限，后者是为了彻底清除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各方面残余影响和势力。这两大外交战略方针，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崭新姿态。在实践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严格遵循独立自主原则来处理中外关系问题，既坚决反对大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领土主权的损害，也完全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利益。
三、处理和发展同世界一切其他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经受了列强带来的长期屈辱与战争灾难，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更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倡导和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成为指导中国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一个核心价值取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为出发点与归宿，中国要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世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1954年曾指出，和平共處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这五项原则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我们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从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其次又成功地运用到处理与印度、缅甸、印尼等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最后，还运用到处理与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去。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全方位的普遍运用，在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