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影响力：美国环境外交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研究
时间：2021-07-02 04:00: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周圆，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号；邮编：100089；E-mail：rafizy@sina.cn.
摘要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与科学结合十分紧密的美国环境外交政策领域，认知共同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认知共同体所代表的专业知识和网络，可以被视为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独立影响的因素。不同于利益集团，认知共同体成员的聚合则更多是基于共同的知识背景、因果信念和政策志向。在美国环境外交中，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着外交政策制订，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行为在不同层次上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使得环境外交领域成为美国科学与外交结合十分紧密的领域之一。
关键词认知共同体美国环境外交科学影响力
201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报告《21世纪的外交政策》（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提出考虑到以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全球发展的事实，科技要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nap.edu/read/21730/chapter/2#2， 2016-06-23.这份报告反映出美国科学界对于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诉求。
一直以来，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和政治科学学界的学者对外交政策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对影响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和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因素进行分析。虽然影响外交政策制订过程的因素非常多，往往难以得到准确的系统的衡量与把握，但是研究者们的研究从来未曾间断过。在对美国环境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以科学家为代表的专业知识团体，即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环境外交领域尤其显著。
1965年11月5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向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提交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官方警告信，在信中提及“大气中由燃烧化石燃料而不断累积增多的二氧化碳含量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变化”，“可能对人类造成危害”。John P. Holdren， “Climat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From （pre） 1965 to （post）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2015-10-29_aaas-carnegie_50th_anniv.pdf， 2015-10-29.50年前的这封信，是美国气候变化研究与政策的开端，这份研究报告的出台正是科学团体的努力成果。认知共同体此时的作用更多是通过知识来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设定议程，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家们显示出不仅仅是知识提供者的作用。
本文即聚焦于美國环境外交领域，分析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中发挥影响的认知共同体及其产生的影响的路径，力图为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认知共同体理论路径
在政治哲学上，共同体（Community）一词可溯源自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提及的政治共同体（拉丁文Kovovia，英文即Community），被翻译为社会团体，“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页。社会团体，即是共同体最早被认定的概念，而亚里士多德在其定义中为共同体概念指出了基本特征，即共同体的存在是基于共同目的。
至19世纪末期，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提出了共同体的社会学概念。他认为，共同体可能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Ⅱ至第Ⅲ页。滕尼斯深化了共同体的内涵，指出了共同记忆是共同体的建立基础。
在这样的基础上，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就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形成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明确提到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所有的知识转换都发生在科学共同体中，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也在专业知识和普通知识之间形成了鸿沟，“科学家的研究通常也将不再体现在写给任何可能对该领域感兴趣的人所读的书中，相反，他们通常以简短的论文的方式出现，只写给专业同事们读。”[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库恩的阐释说明了共同体知识的共有来源，以及相对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专业性。
在社会学领域，博克哈特·豪兹纳（Burkhard Holzner）于1968年成为第一个使用“认知共同体”概念的人，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第一个将这个词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探讨科学家团体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1975年，约翰·鲁杰（John Ruggie）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处借用了“认知共同体”概念，用来阐释如何描述及理解历史上的政治关系。他扩展了库恩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为认知共同体可以来源于官僚政治机构中的职位、科学技术训练、科学愿景上的相似性以及共享的学科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