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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随”或“自主”: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外交困境与选择

    时间:2021-07-01 16:03: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二战后,美澳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基石,为其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但受同盟“连累”与“抛弃”困境影响,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制定中也面临着“追随”或“自主”的行为选择困境。作为同盟中的非主导国,澳大利亚遵循“美澳同盟关系稳固前提下的有限自主”的行为选择逻辑。受此影响,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对外行为中优先追求安全利益,在美澳同盟框架下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倚借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维持其既得利益和国家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一定程度的外交自主选择空间,提升其作为“中等强国”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 美澳同盟 同盟困境 安全利益 追随强国 自主选择
      对于“大国寡民”的澳大利亚而言,通过追随强国换取大国安全保障是其独立后一直遵循的外交方针。半个多世纪以来,澳美关系因其同质性文化、共享价值观念及其安全保障功能而一直被置于澳对外战略的首要位置,而澳大利亚亦作为军事介入跳板和后方基地成为美国亚太安全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鉴于澳大利亚在安全上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因此其外交决策尤其是安全防务政策极易受美国左右,表现出“追随美国”的特点。另外,受“中等强国”外交思想影响,澳大利亚外交决策中的独立选择倾向亦逐渐增强。作为美澳同盟中的非主导国,澳大利亚在同盟中面临何种行为选择困境?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又具有什么样的对外行为选择逻辑?本文拟从同盟中非主导国视角出发,对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面临的“连累”和“抛弃”困境及其对外行为选择的逻辑进行剖析,以期对澳大利亚外交实践及其未来政策趋向进行解释和预测。
      一、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的地位与角色
      美国与澳大利亚国家实力的悬殊决定了美澳同盟非对称性的特征。在美澳非对称性同盟中,澳大利亚处于非主导地位。受之影响,澳大利亚在与美国的互动中逐步确立了其作为同盟中“免费搭车者”(irresponsible free-rider)及美国坚定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双重角色。
      (一)美澳同盟的非对称性特征
      自从1986年新西兰工党政府奉行无核化政策退出“澳新美安全条约”后,澳新美三方同盟衍变为澳美双边同盟。喻常森.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J].当代亚太, 2016(4):74-75.在同盟理论中,根据同盟内部成员国权力分配和贡献分配的比例结果,同盟可分为对称性(symmetric)、平等性(equal)同盟与非对称性(unsymmetric)、不平等性(unequal)同盟两类。其中彼此国家实力相近的国家间同盟被称为对称性同盟,而国力悬殊较大的强国和弱国间同盟被称为非对称的同盟。苏俊燮.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析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4):38-39.唐世平教授提出将“一国 GDP 总量与人均 GDP 的乘积作为量化和界定对称性和非对称性同盟的指标,当同盟中强国的GDP总量与人均乘积超过了弱国两倍时,则该同盟属于非对称性同盟;反之则属于对称性同盟”。唐世平, 龙世瑞,美国军事干涉主义:一种社会进化的诠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9): 84-111.美国2016年GDP总量约为18.62万亿美元,人均GDP为5.7万美元;澳大利亚2016年GDP总量约为1.20万亿美元,人均GDP为5.1万美元。世界银行澳大利亚数据,资料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australia.根据唐世平教授给出的量化标准,美国GDP总量与人均GDP的乘积约为澳大利亚的17.3倍,已经远远超出了非对称性同盟的划定标准。因之,美澳两国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悬殊对比使得美澳同盟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这种非对称性不仅表现为美澳同盟权力结构的不对称,也表现为美澳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在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只是美国用以平衡冷战时期苏联威胁、现阶段遏制中国崛起的倚借对象之一,因此美国对澳大利亚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与之相对,澳大利亚不仅在安全上完全依靠美国保护,在经济和政治上也与美国联系紧密,对美国具有极强的依賴性。
      (二)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的定位与身份
      非对称同盟中,实力相对较弱的一国在同盟中往往处于依附于主导国的位置,它们自愿或被迫加入同盟,对同盟政策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不能左右同盟的发展进程,因此被定位为同盟中的非主导国家。王帆.美国的亚太同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156.一方面,同盟成员国间的实力分配结构是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非主导国地位的主要判定标准;另一方面,这种定位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澳大利亚在二战前追随英国及其二战后追随美国的传统外交思想影响。此外,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的身份不单是美国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中的“免费的搭便车者”(free-rider),更是奉行“坚定追随美国”国策的美国战略盟友及战略伙伴。这从1951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在旧金山签署《澳新美安全条约》后,澳大利亚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几乎所有重要军事行动,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始终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可以得到证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盟友参加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和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从同盟内部权力分配结构和相互依赖程度看,澳大利亚作为依赖强国保护的“弱国”,在美澳同盟中处于“美主澳从”依附地位。澳大利亚借助美澳同盟,不但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而且借助美国维持了亚太地区均势现状和基于规则的现有地区秩序的稳定态势。若以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的身份进行考量,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坚定盟友和战略伙伴,是美国借以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南锚”。李家成.相互借重:冷战后美澳同盟不断强化的深层动因[J].美国问题研究,2010(2):144.
      二、澳大利亚在美澳同盟中的行为选择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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