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举制度变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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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曾长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晚清时期，其弊端却日愈严重，进而发展到了难以维继的程度，因此科举制的变革势在必行。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种因素的制约，科举制虽屡经变革，却最终没能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而不得不被迫终结。文章从科举制变革的角度出发，着重对其过程和动因加以具体阐述。
【关键词】晚清 科举制 变革 终结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晚清科举变革的艰难历程
洋务运动时期变革科举制的相关言论和行为。第一，创立广东省翻译乡试。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解决与外国人员交涉的语言障碍就成为清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1862年7月，同文馆正式在北京设立，至1863年3月时，共设有英、法、俄三馆。由于广州为通商口岸，涉外事件很多，也急需翻译人才，因此在广州将军瑞麟等的请求下，清政府于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三十日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①
为了提高广州同文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总理衙门在广东省奏定的同文馆十五条章程的基础上，规定“（广州）同文馆学生如三年学成，驻防满汉旗人应准作为翻译生员，准其翻译乡试，并文乡试。其汉人世家子弟，应准作监生，一体乡试，并均准充翻译官。如有精通西语西文，才识出众者，即应遵照上年二月谕旨，调京考试，授以官职，以拔真才而收实用。”②这样，广州同文馆学生三年学成后，实际上就起得了参加乡试的生员资格，甚至还可以“调京考试”，这不能不说是科举考试中的一个新因素，拉开了此时期清政府变革科举制的序幕。
第二，设立算学科。洋务派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发现“水师之强弱，以船炮为大宗；船炮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③。因此在1870年10月，沈葆桢联合英桂提出设立算学特科的方案，以便“诱掖而奖进之，使家有其书，人自为学”。而录取之人，则可以“内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工二部，外而水师、关榷、盐粮诸衙门，及船炮各局差使”④，但由于这一方案的不具体性和顽固派的阻挠，被当政者以事多窒碍、格于成例为由否决。
然而到中法战争结束后，该方案重视算学的思想却引起了统治者的兴趣。但在事实上，算学生员既要学习近代文、理知识，又要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科举考试内容，反而大大地增加了考试算学科的难度，加之所取生员又十分有限，因而其实效并不理想。在1889年的己丑恩科乡试中，算学生员“投考者仅十五人”，连设考需在二十人以上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而且总观整个算学考试“只十四年戌子科乡试报考算学者三十二人，照章取中举人一名，以后历科乡试均以不满二十名散入大号”⑤，算学考试形同虚设。
第三，议设艺学科。首倡者为国了监司业潘衍桐，他于1884年7月9日联合方汝绍上《奏请开艺学科折》，潘衍桐在该奏折中详细罗列出了开设艺学科的十二条章程设想。⑥开设艺学科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试图在科举制的架构内，以不触动原有的八股取士制度为前提，对科举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我扩展。它直接启迪了经济专科的设立，其许多构想为经济专科所继承和发展。
第四，议改武举。在变革武科考试方面，因不满于抵御外辱的不力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的启发，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议论和主张，比较早的有徐鼐《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笺》，主张在传统武举考试马、步、弓、石的基础上“试以火枪”，而洋务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冯桂芬在《停武试议》中甚至认为“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一归之荐举”。后来沈葆桢在举办洋务的过程中，逐渐也有了停止武科考试的想法，因此在1878年5月5日上疏“饬停武闱”，被光绪帝以“率改旧章”，“不知大体”为由驳回，因此变革武举的言论便告一段落。但中法危机加深后，变革武举的呼声再次高涨，如张佩纶在1884年3月5日的《拟请武科改试洋枪折》中就急呼：“改弓刀石而用洋枪，改写‘五经’而试算学、兵书”，而郑观应在1884年所著的《考试》一文中，则认为应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即试以明战守、施火器和制造机器。遗憾的是，这些有关武科考试的建议都没有被最高统治者采纳。
维新运动时期变革科举制的相关言论和行为。第一，议设经济专科。在经过30余年的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了一批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投资办厂增多，自然经济持续、迅速瓦解，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快速变化，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行业产生，这种“时政维新，需才日亟”的局面，要求统治者“破常格，迅设专科，以表会归而收实用”⑦。因此设立经济专科的方案便应运而生了。
率先提出这一设想的是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他在1897年9月提出的《奏设经济专科折》中，主张在原有的八股取士制度之外，设立一门试以近代文、理知识的取士制度，其方法是“科举既未能骤变，学额中额，又未能遽裁，暂为并行不悖之谋，徐思整齐划一之法”⑧。但因其在“请设特科，又请设立年限”上产生了矛盾，因此在经总理衙门和礼部议奏后，将经济专科的方案分为两条途径来实行，即“一为岁举，一为特科”。经济特科由总理衙门负责施行，而经济常科则由礼部负责施行。
但是随着戊戌运动的全面展开，特别是改八股以试策论的方案通过后，维新变法的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了“将正科与经济岁举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以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的方案。之所以这么做，宋伯鲁直言：“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知；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则茫然不解。”⑨认为正科与经济岁举的合并是解决“体用”矛盾的关键，同时也可减少不必要的财政负担。该方案随即获得通过，因此在1898年7月19日出台了礼部所拟的乡会试章程十三条：论策各抒所见，体例宜宽，兹之试士，藉以讲求经济实学，尤应征实为尚，无取空言。……”⑩
这样，经济专科就由原来与制艺取士“并行不悖”的方案，一变而为将二者“合并为一”的方案。这种变化，既是对旧有八股取士制度的替代，也是在近代化过程中对新的选才用人制度的一种探索，其选才于学堂的做法，逐渐突出了新式学堂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这种取士制度较之旧有的制艺取士要科学合理得多，在适应历史发展潮流上也更具弹性。但是，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这种方案却被守旧派以“易滋流弊”为由，“即行停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