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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公司

    时间:2021-06-27 12:01: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内容提要 如果说国际秩序属于民族国家体系,那么全球化呼吁一种全球秩序。多元化的国际行为体和相对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使全球秩序的建构成为可能。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跨国公司,其结构性权力为它建构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而考克斯对秩序的探讨,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为何能成为新的全球秩序建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关键词 跨国公司 全球秩序 生产结构
      [中图分类号]D815;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181-06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征,它兼备着破坏与重塑的双重内核,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普世价值,同时又是传统理论和认知所无法解释的现实根源。这种兼备破坏与重塑双向力量的超级元素,一方面正在解构着国际社会原有的秩序平衡,另一方面却又按照自己发展的内在机理重构着一种全球性的秩序稳定。这种全球秩序来自何处,路在何方,我们依然在探索,而理解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不失为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全球化与全球秩序
      “全球化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胜利可能是全球化话语的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无人的统治,没有人开始全球化,没有人能阻挡全球化,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围绕可选择的人类的未来展开的争论,占主导地位的将是‘不能选择’这种全球化话语,而在结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将是善良的世界一赞成现代化者和邪恶的世界——反对现代化者之间道德上黑白分明的对立。”正是这种“不可选择”的全球化的内在张力,导致了全球化时代最基本的矛盾——全球多层次、多元化、大范围的紧密相互依赖与被疆界所强行割裂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矛盾,同时,也正是这种内在张力推动了国际秩序向全球秩序的转型。
      (一)行为体:绝对化——多元化
      如果说,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建立起了以民族国家为绝对单位,以主权为唯一最高合法原则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那么全球化的发展对这种范式产生了根本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使原本仅以国家为构成对象的简化的国际体系瞬间膨胀,以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出现了对新现象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传统意义的国际体系也不再具有容纳愈加复杂的行为体构成的能力,AN继续向全球体系转变。
      全球体系中行为体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无论从数量,还是行使权力的能力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IGO)1914年时有近50个,1945年时有约100个,到1970年增至200多个,而到90年代中期已超过300个。”跨国非政府组织(NGO)的数目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后急速飙升。据统计,这类非国家行为体1914年时仅330个,二战爆发时也仅730个,但到1970年已迅速增至2300个,到90年代中期则更急剧增至10000个以上。据《国际组织年鉴2005/2006》统计,全世界已达到58559个国际组织,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7530个,占12.49%;非政府间国际组织51590,占87.51%;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发展势头同样惊人,用“富可敌国”这个词语形容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一点不为过,“至少有十二个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全世界半数以上国家的GDP。”全世界大约65000家跨国公司,国外分支约85000家,2000到2010十年间,其全球雇员从2400万猛增至8000万人。
      一系列的数据非常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全球体系中愈发壮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力量,国家从曾经国际体系中的一枝独秀到如今在全球体系中不得不与多元化的行为体同台竞技,分享权力和权威。如果说,曾经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内国家利益互相博弈的结果,那么全球体系内多元化的行为体带来的多元利益诉求必然导向的是一种多元利益博弈的全球性秩序;如果说,国家曾经是构筑国际秩序的唯一途径,那么全球体系内多元化的行为体同样带来了重构未来全球秩序平台的多元化。
      (二)国际社会:无序——相对有序
      国际政治研究所公认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向的是一种无序的假设。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国家都是国际体系中自助的行为体,在这种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决策源于对自身利益的衡量。而这种国家行为模式的致命缺陷在于国家的利己主义,这便意味着国家无论做出冲突或合作的选择,其出发点都在于对自身相对收益的判断,因此,“它的危险在于国家一旦发现冲突或解构的收益远远大于合作或建构的收益时,它就会义无反顾地背弃公共利益和有效秩序。”
      而全球化促进了这种无序的国际社会迈向相对有序的状态。一方面,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出现造成了全球体系中多层面的共有利益的扩大。例如,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不得不承受其它国家无节制的碳排放所造成的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对它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日本“3.11大地震”所导致的福山核电站的核泄漏危害,同样会随着洋流或风向影响到中国,甚至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如果说人为划定的疆界真的能阻隔污染、流行病、恐怖主义,那么国家真的可以崇尚利己主义的自助体系。而正是这些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扩大了各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共有利益,同时,这些共有利益又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了国际社会的相对有序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体系中行为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对国际社会的有序治理。全球化发展对国家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国家越来越难以胜任对全球事务的管理,这主要源于全球化在国家之上塑造了跨国空间,而在国家之下塑造了一个次国家的空间。在跨国空间中,高度组织化的跨国公司、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承担着主要的治理任务,而在次国家的空间中,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赋予了民众自治的能力和权力。同时,作为政府间领域,虽然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家之上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权威政府,但一系列的国际机构、国际机制、国际法,甚至是“霸权治下的模式”,都在试图创造国际社会的一种有序状态。总之,正是多元化的行为体在各自功能性领域所建立起的综合治理模式,使“国际社会已经步出了大规模失序的无政府状态,逐渐走入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共同维持的有序之中。尽管不存在任何合法的权威可以实行强制,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者都承认游戏规则,而且以可以预见的方式行事。”
      国际社会由无政府状态所推演出的,国家从完全的以自助为逻辑的无政府状态向相对有序的国际社会的迈进,国家间共有利益基础面的扩大,以及多元化行为体在各自功能领域的治理作用的权力的行使,使旨在实现取代以国家为唯一建构者的国际秩序向以全人类福祉为目的的全球秩序成为可能。
      二、跨国公司的权力来源
      跨国公司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直到二战结束,它才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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