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行为体的缘起

时间：2021-06-27 08:00:5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自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以来，国家就一直是国际关系理口论研究者偏爱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
　　
　　非国家行为体缘起的国际体系原因
　　
　　从体系层次来看，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及壮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是国家为了减轻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危害而努力的结果。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主权国家就一直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然而，主权国家之间依靠权力和均势建立的国际体系，并不能确保国家间的和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协调维持了主权国家间的百年和平。欧洲协调虽然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开国际会议，但由于没有固定的组织，也没有详细的决策议程和永久性的秘书处，因而不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不具有非国家行为体的特征，但往往被看成当代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的先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也是出于减轻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危害，从而建立起来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政府间非国家行为体发展过程中的飞跃，是国际体系中无形的协调机构(欧洲协调)向有固定的组织和机构的有形实体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建立也大体如此。这类非国家行为体确实减轻了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毕竟，它们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或影响国家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使各国政府对彼此的政策更为敏感。
　　政府间组织的非国家行为体还具有连带效应，它们促进了一些非政府行为体的壮大。这类行为体为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提供了渠道、资金和合法性。1945年春天，在联盟各国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42个非政府组织担任了官方代表团的顾问，而其余的240个非国家行为体则是观察员。政府间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产生鼓励了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更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支持，明确表示，联合国已进入一个从未有过的大伙伴时代，NCO将和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密切配合，共同推动关涉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正如凯姆·雷门所指出的，战后新的全球性管理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跨国组织等，为很多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国际政治机会和组织起来的动机，她认为“如果我们不把来自上边的政府、国际组织及其他结构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激励和推动考虑在内，我们就无法解释非国家行为体近几十年来爆炸性的发展”。
　　其次，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是信息技术革命为支撑的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有了空前的发展，工业品关税随关贸总协定框架内的三大回合(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在世界范围得到大幅度削减，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限制或抑制了非关税壁垒、歧视性贸易和单边贸易报复的反弹和出现，原先以进口替代和保护主义(甚或对外封闭)为基本国策的众多欠发达国家进而选择了打开国门的市场化发展道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急剧变更，证券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今非昔比。跨国公司的数目、规模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急剧增长，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拓宽和加速了跨国(洲)交往。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许许多多功能领域的变迁，互相依赖增加了几乎所有国家易受伤害的种类和程度，国际政治要务中间增添了多种类型的新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时，全球化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显露头角，如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流行病、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等，任何单个主权国家都无法解决这些新问题。而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并不像国家那样从上而下的行事，而是走民间道路，因而能弥补国家解决能力的不足。
　　
　　非国家行为体缘起的单位层次(国家)原因
　　
　　从单位层次来看，国家职能的转变是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和力量壮大的原因。从时间和空间来看，国家形式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出现过部落、城邦、帝国、封建诸侯国以及主权民族国家等等形式。国家不仅控制着领土，掌握着最大的暴力机器，还主导着财政、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事务。然而，国家的变化并不仅仅体现于形式方面，还表现在国家所控制领域的变化，尤其在宗教和经济领域。
　　当国家在宗教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时，依靠国家力量推广自己的宗教是理所当然的事。在16、17世纪，教派冲突曾引起国家内部、国家间，乃至地区性的战争，如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而宗教从国家政治领域退出，其必须通过自己的机构、团体、组织进行活动，如罗马天主教会，全球化便利了跨国宗教行为体网络的活动和数量的增长及相互间的理念传输和资金往来。尽管不能排除一些宗教行为体是专心于传教事业，但也有一些在传教的同时，宣传不符合当地国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影响教众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引起国内的教派纷争，削弱当地国的国家权威和宗教事务的独立性。在中亚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中，宗教类的非国家行为体就表现了很大的活动能量。而在受全球化波及的广大第三世界，宗教类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增强则与这些国家的失败有关?在这些国家，宗教的世俗化程度较低。尽管宗教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但由于国家无法解决经济上的贫困、民众的高失业率、社会的极度贫富不均等问题，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增强。许多宗教团体和组织把国内问题的根源归于国际势力的干预，如基地组织。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宗教行为体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最典型的例子是“9·11”事件，可以说，由宗教类非国家行为体支持的宗教战争，不仅影响着地区的稳定，还影响着主导大国的权力投射。
　　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或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因而，在经济领域，国家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到18世纪时，一方面，新兴的商人和银行家等商业阶层，他们希望保住他们的财产，进行自由贸易和结束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为了击退或推翻外国压迫者，经济民族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政策。国家的经济职能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人民的福利。从19世纪经济民族主义在欧洲确立开始，到20世纪经济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扎根，在进行大型工业体系建设和确立关税政策方面国家处于强势地位。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大型公司力量的壮大，国家逐渐退出经济领域，只是进行一些宏观的管理，让市场在经济领域发挥更强劲的作用。因而，由公司演变过来的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水涨船高。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当跨国公司发现东道国的某些政策和法律违背其获利的目标时，它就会通过与东道国直接谈判或者通过母国公司的政府对东道国施加影响；当跨国公司发现，母国的政策和法律不能适合其海外投资时，就会通过游说政府官员或批评政府以实现对母国政策和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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