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研究的知识积累和现代资料体系建设
时间：2021-06-06 20:00: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从总体上考察侨乡研究的知识积累过程可以发现，以往侨乡研究资料的挖掘和积累是在不同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方法下进行的，因而造成了资料的局部结构化和整体零散化。吸收多学科理论方法建构侨乡资料的表达模型，利用数据技术开发层级存储框架，可以构筑符合理论研究和侨乡文化发展双重需求的新型资料体系。
关键词：传统侨乡；知识积累；数据库技术；资料体系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1-0100-09
传统侨乡相对新兴侨乡而言，是指有悠久移民历史、密切海外联系和鲜明文化特征的华侨移出地。自陈达提出“华侨社区”概念以来，现代学者发掘整理了大量的侨乡民间文本，生产了数量巨大的田野资料，各种地方文献和官方记录也成为侨乡研究收集和利用的对象。
在不同学科标准下对各类侨乡文化资源进行收集、加工和结构化，有意无意的设置了侨乡资料整合的困难，然而，关切侨乡发展的各方（学者、政府和民间）日益期待着资料的整合。侨乡社会自身的知识积累规律，研究资料的收集使用标准和信息技术变迁三大因素直接影响着侨乡资料由实体向学术或数据形态的转化。通过分析上述各因素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下对侨乡学术生产和知识积累产生的复杂影响，有利于讨论现代侨乡资料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侨乡研究与侨乡资料体系建设
从知识谱系的宽度来把握中国侨乡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发现三种取向：一是从民族国家前提出发，将侨乡当作移民的“故乡”，关注华侨与侨乡之间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感情关联。二是从区域社会发展的角度，将侨乡社会视为由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对侨乡社会的形成、性质和变迁给予多学科关注。三是从跨国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将侨乡视为由移民行为塑造的历史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在“迁出地-迁入地”链条中补充人物的行为逻辑，力图建构侨乡研究的新范式。
1.民族-国家视角下的侨乡研究及其知识累积
随着清末华侨数量的增长，华侨祖居地与华侨在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带来了地方社会的“华侨”特色。这种定位于“民族-国家”关系中的侨乡特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后文的“侨乡”均指“传统侨乡”，恕不另注。详见方雄谱：《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庄国土主编：《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279页。早期研究（1930年代-1940年代）主要以海外华侨为参照，划定了侨乡研究的基础范围。[1]第二阶段（建国后至21世纪），侨乡研究在“政治-经济”提前下，华工出国、华侨投资、华侨农场和侨办教育成为重点研究领域。第三阶段（21世纪后至今），围绕着“华侨爱国爱乡”主题，研究范围扩大到华侨史、华侨与侨乡经济、华侨与侨乡政治、侨乡侨办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侨乡文化、侨务等方面。[2]
早期侨乡研究处于社会调查的兴盛期，资料建设工作受到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主要关注侨乡的人口、土地和经济情况。海外华侨对社区的影响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此时尚处于理论创立初期，资料收集也处在非结构化阶段，因此除了陈达的研究，其他研究和资料收集还难成体系。
第二阶段大批的侨乡基础资料得到整理和发表：1.沿海侨乡相继出版了大型的史料汇编丛书，内容涉及侨批、华侨档案、地方史、侨刊侨讯等；1980-1990年代集中出版的侨乡资料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庄为玑、林金枝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1985）；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988），福建档案馆：《福建华侨档案史料（1912-1949）》（1991），《泉州侨批业史料》（1994）；赵和曼主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1990）；广州华侨志编委办等编纂：《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1991）；郑山玉主编：《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1998）等。2.在侨乡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资料被整理和分析，形成调查报告；福建与广东的高校学者是侨乡社会调查的主要力量，主要的调查成果有：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机构》（1938）；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1940）；章振乾：《福建主要侨区农村经济探论——侨区农村调查之一》（1956）；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1958）；庄为玑和林金枝调查整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1960年代）；厦门大学对华侨农场的调查（1960年代）；郑玉山等对泉州侨乡族谱的调查（1990年代）；廖赤阳对泉州侨办教育的调查（1998-1999）等。3.各地侨乡编纂出版了大量华侨志和侨乡、侨务史料丛书。不完全统计，广东、福建两省各地出版的华侨志有近30种，各地的“地方文史资料”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侨乡、侨情史资料。高校学者、政府的文化和侨务部门是这批文献的主要创造者，不少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是在多方配合下完成的。
科研机构和政府的合作不仅在资料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统合了双方对侨乡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虽然合作的缘起是为了应对侨乡资料的归属权的多重性，双方的接触却使前者的学术自觉与国家需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1980年代庄为玑、林金枝在搜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资料时就开宗明义的提出是“供研究近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华侨史以及侨乡福建、广东上海等省市的地方史参考之用。”详见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序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1页。李志业、林水先：《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史料的特点及价值分析》，《民国档案》，1995年第4期。1990年代初，以配合政府经济工作为导向，成为学术的新使命，占绝对比重的侨乡经济、侨汇资料勾勒出侨乡作为政治经济实体的轮廓，这些资料在侨务工作中转化为基础数据，成为被反复宣讲的“政治-感情”纽带，起到巩固“海外华侨-侨乡”体系的作用。
然而，这种学术生产方式也使侨乡知识的积累与学术研究陷入了循环论证，阻碍了侨乡理论的创新，引起部分学者的不满。1990年代末期，戴一峰指出，侨乡研究在内容、角度和方法三个方面都没有“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多种专题文献按照历史学原则被收集、甄别与挑选，并成为讨论史学宏观假设的基础，这些材料很难进行分解，被侨商、侨乡经济和侨乡侨情等专题的微观研究者再次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