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
时间：2021-06-06 00:03: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80年代，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统一战线工作开始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调动了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开始转变工作作风，从“改造人”到“服务人”，造就与新时期相适应的统战工作队伍；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开创同党外朋友合作的新阶段；要求立足国内，走向世界，拓宽领域，开展海外统战，直接服务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95周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领域工作过一段时间，故撰写此文，以表达对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
落实统战政策
胡耀邦同志在任中组部部长期间，特别是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组织和领导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也包括大批的党外人士，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据曾志同志回忆，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从1978年到1980年三年间，耀邦同志亲自批办的群众来信达2000多件，亲自接待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处理他们的平反、落实政策的问题。在耀邦同志的领导、推动和督促下，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落实政策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蒙受冤屈和迫害的人得以平反昭雪，使数以千万计受害者的家属走出受株连的困境。同样，在落实统战政策方面，耀邦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倾注大量心血，指导统战部门开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
1985年底我调到中央统战部后，部里的老领导平杰三同志、多年来负责落实相关政策的老副部长李贵同志，还有有关厅局的同志，向我详细地介绍了统战系统落实政策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对于统战对象的落实政策，耀邦同志极其关注。他们还把耀邦同志历次有关这方面的指示送给我学习领会。
耀邦同志几千条的批示、批语，条条都体现了他对“左”的错误受害者、受牵连者的莫大同情；对落实政策中的“拖延不决”、“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给予严肃而又中肯的批评；强调落实政策的重要性，指出它关系到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关系到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求“一件件查和一件件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斗垮官僚主义者”，并且提出要争取在4周年国庆前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案错案。
据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平杰三同志回忆，从1979年起，中央开始在统一战线中拨乱反正。这年的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指出全国统战工作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统战工作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成绩是很大的。给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及宗教工作扣上“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中央还为李维汉等同志恢复了名誉。这就为广大统战工作干部解除了精神枷锁，使他们自觉地同中央保持一致，认真执行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方针。
对于党外人士，首先是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在全国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或诬陷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恢复名誉；为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士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又为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对其家属子女受株连的问题给予妥善处理；从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帽子，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为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以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落实了政策；落实各项侨务政策……
1978年春，在专门研究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上，右派摘帽五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安置方面不歧视就可以了，不必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少数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问题予以改正。中组部的代表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对全部右派分子进行甄别，错多少改正多少。会议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胡耀邦同志获悉后，表示赞同中组部代表的看法，并以中组部的名义写报告给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再次召开会议，由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中宣部和民政部的代表参加，研究右派改正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同意和支持中组部坚持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全部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凡错划者都予以改正的意见，并以中组部和其他四部的名义拟出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9月17日以1978年55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划错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了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罗章同盟”的复查问题，并认为在组织上不存在“罗章同盟”。1980年8月，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平反。到1980年年底全国共改正右派分子54.7万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98％。
民族、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大力进行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消除民族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制定新时期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以保证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民族工作，他常深入到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地方调查研究，指导解决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定今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了“民族工作，经济是关键”、“汉族和少数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等重要论点。198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指出：“搞好民族工作，关键还是经济问题。经济搞不上去，文化、教育等等无从谈起。经济是基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从1980年3月起，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系列讨论各民族地区工作的会议，并通过了指导性的文件。
1980年3月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并于4月7日转发了座谈会纪要。纪要指出，各民族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提出了西藏工作的八项方针。
1981年2月中旬召开了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并于同年转发了《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纪要重申了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民族政策；指出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是：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