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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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主义小组”是多年来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习惯称谓。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习惯称谓遭到质疑，“党的早期组织说”开始出现在各种教材之中。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中共上海发起组并非共产主义小组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结论。
[关键词]中共上海发起组；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政党；探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2-0012-03
中共上海发起组近年来已经成为党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似乎还没有研究者就中共上海发起组究竟是共产主义小组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问题撰专文探讨，因此，这个问题还有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
一、关于“共产主义小组”的习惯称谓
曹仲彬认为：列宁和共产国际一开始是正确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来称呼那些非政党组织的；后来马林错用，葛萨廖夫混用，陈潭秋沿用了“共产主义小组”。[1]（P259-264）所谓共产主义小组实质上就是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组织结构比较松散，成员也可以随便参加或退出，可以“没有章程和纲领，也没有一定的纪律。开会时，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2]（P115）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包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所以沿袭“共产主义小组”这一说法，从无意识的层面来说是延续了这种话语体系，认可了这一习惯上的称谓。如罗章龙在回忆中就强调：“‘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现在既然习惯了，为了称呼方便起见，我们仍旧用这个名字。”[3]（P315）中共党史界迟至20世纪90年代末还一直沿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习惯称谓。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及胡绳主编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三本重量级党史著作都指称中共上海发起组为共产主义小组。由此可见，持有或认同中共上海发起组为共产主义小组的习惯称谓或说法的应该是上世纪80、90年代甚至共和国历史前50年的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二、对“共产主义小组”习惯称谓的质疑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国内许多书籍的作者开始改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习惯称谓，而是使用其他一些名称。如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修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把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各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均称为“党的早期组织”。作为先后两个不同版本《中国共产党历史》著作主要编者的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在被问及这次修改的理由时，他指出，根据近年来很多专家的考证，在酝酿建党时不存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它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组织表现轻视的一种统称。所以，“这次修订，将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一律改为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4]（P13）齐涛2004年主编的《中国通史教程|现代卷》（本卷主编：俞祖华，张生）、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2008年修订本）也都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来称谓中共上海发起组。魏宏远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章中直接称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就称“共产党”。[5]（P42）由此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主流党史或现代史学界都基本认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并非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就上海发起组而言，当时就绝不是什么主要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为旨趣的“小组”，而根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其建立时的名称一开始就叫社会共产党或共产党。
三、“共产主义小组”习惯称谓缘何而来？
1.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作祟”。最早比较系统地称中共早期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联络部派往中国的代表利金。1922年5月20日，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小组的名称最准确地表明了这些组织的性质，不仅是因为这些组织的人数微不足道（所有小组成员总数不超过200人），而且是因为现在，即过去两年之后，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本质特点。这就是：1.脱离群众。2.试图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3.推崇小组个别成员在小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个人威望。4.积极活动能力差。”[6]（P86）此后，“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直到1922年8月维经斯基才以鼓励的口气从莫斯科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还是在组织问题上，你们都贴近中国年轻无产阶级的需要，这表明，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6]（P117）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不仅具有贬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性质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时所发挥的作用。
2.个人崇拜和政治路线斗争使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没有机会庆祝党的生日。直到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时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7]，这是毛泽东以中央最高领导的身份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同时传递着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建立）是在1921年。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以党中央名义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同时也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大会确定下来。应该说，肯定1921年7月有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一大”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标志，是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紧密相关的。反观陈独秀由于大革命后期不如人意的表现甚至严重失误，基于中共政治路线斗争的考虑，陈独秀在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其实就是共产党）中重大贡献和作用自然容易被人淡化。因此，中共上海发起组被称作是共产主义小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也就成为当然。
四、“马克思主义政党”说的支撑理由
（一）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时的名称看。参加过中共“一大”，同时也是1920年夏季中共上海发起组当事人之一的李达在回忆中共成立之初时特别强调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名称不是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1920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3]（P180）李达的回忆不仅用了“C.C.P”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而且说：“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2]（P8）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施存统回忆说：“1920年6月底，陈独秀、陈公培（现在是国务院的参事）、俞秀松、李汉俊（李书城的弟弟）和我五个人，在上海建立革命组织，拟出十余条纲领，定名为‘共产党’。”[2]（P180）据包惠僧回忆，1920年夏天“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陈独秀为临时中央的书记……并与各地支部或小组取得联系（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2]（P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