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转兵湘黔边始末
时间：2021-05-24 20:03: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历经无数的奋斗、摸索，中央红军终于在1935年9月确定了不再更换战略转移目的地——陕北。中央前后共定下7个长征终点，是其间6次调整的结果：湘西（长征初期，中央“三人团”确定）→川黔边（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确定）→川西北（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确定）→云贵川（1935年2月5—9日，扎西会议确定）→川陕甘（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确定）→与苏联接近的陕甘（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确定）→陕北（1935年9月28日，榜罗镇会议确定）。本文通过回顾中央在湘黔边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来看当年中央红军一波三折的转兵之路。
一、长征初期：离开江西去湘西
“离开江西去湘西”是指中央红军原定离开江西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加之力量悬殊，中央苏区军民浴血奋战一年，未能打败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丧师失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迫使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突围（时称“西征”）。
此前，中央已就战略转移作了秘密准备。根据当时具体负责长征编队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说：“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
一开始，国民党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们对红军留在中央苏区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是向东还是向西突围弄不清，因为被红军“神鬼莫测”的战略战术给打怕了。综合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刘翀霄的《天下无敌：史无前例的长征内幕大揭秘》等得知：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智囊对红军的去向进行研判：第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不足为虑。第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蒋认为应加以重视。第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可以考虑。第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认为还要考虑红军从长江上游渡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起初对此不以为然。事实证明，红军最初的战略意图就是入湘，红军后来果然是从云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的。
10月下旬、11月上旬、11月中旬，中央红军相继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红军曾计划在湘南作勾留，进行休整，甚至建立苏区。
刘伯承于1962年指出：“转移中完全可以打击追击的敌军，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机会。”李一氓在《回忆录》中说：“在由江西进入湖南的时候，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湘南整编也可视为党和红军欲在湘南作勾留的旁证。根据1934年11月17日发布的《中革军委关于红八、九军团进行改编的命令》，要求“八、九军团应即改编为一个师的编制，并进行分编二十一师及二十二师”。如王耀南在《坎坷的路》中说：军委工兵营与二十二师工兵连在过道州后合编为工兵一连。
当蒋介石于11月中旬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后，随即投入近30万兵力，在湘江以东地域构筑了更为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
为“另造苏区”本应衔枝疾走，但“举国大迁移”式的西征却使中央红军前进缓慢，龟行蛙步，错失渡江良机。无奈于11月底12月初，在广西省东北部与各路国民党军血战湘江。结果，红军惨胜如败，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至3万余人。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顶点。”
二、通道会议：战术转兵去湘西
1934年12月1日中午，党和红军主力渡过了湘江，经西延区向老山界前进。以后几天，惊魂甫定的中央和红军急于脱离险区。康克清在《回忆录》中说：“这里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敌军被甩在后面。敌机难以侦察，可以稍事休息。一个多月的紧张奔波，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到4日，开始考虑去向问题。
12月8—11日，军委二局两次截获国民党军电报：蒋介石已集结四五倍于红军的兵力，布防于红军北上湘西途中，意欲将红军围歼于桂湘黔交界地。若红军北上湘西，势必一头撞进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口袋阵，一场实力悬殊的决战在所难免。是硬闯第五道封锁线，还是转兵避其锋芒？成为摆在红军高层面前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
12月12日，军委两纵队（即野战司令部、军委第二纵队）到达芙蓉，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就北上湘西还是西进贵州展开了激烈争论。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说：“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而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去。如果再往北，就有全军覆灭之灾。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毛主席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部队就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
笔者认为下列两点或许为会议所定：第一，确定转兵。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但作出战术转兵决定，调整行军路线——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去湘西。12日19时半下达的《中革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和致各军团、纵队电》，当为实施通道转兵所作的部署：“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二，确定整编。13日的《中革军委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第二纵队的命令》《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应为通道会议的成果，是黎平整编的主要依据。军旅作家王树增在他的《长征》中持此观点。由是，若把整编说成是18日黎平会议所定，在因果关系上是不能成立的。当然，黎平会议应该也曾讨论过整编事宜。可见，通道会议为尔后黎平会议调整战略方针，作了必要的准备；通道转兵挽救了劫后余生的3万中央红军；为随后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