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虑一致,殊途同归
时间：2021-05-23 12:02: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春秋末期，各诸侯国之间争战频仍。孙子和孔子都表达了自己对于战争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由于二人所关注的焦点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在战争观念、治军思想、作战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但二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故而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和原则方面又有融合的一面。
【关 键 词】孙子 孔子 军事思想 冲突 融合
公元前八世纪到二世纪，被称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1]，孙武和孔丘都是这一时代产生的思想巨人。春秋末期，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激烈，战乱频仍，当时的思想家都不得不面对战争这一现实问题并进行思考和探究。在时代大环境的激荡之下，他们的思想有冲突，亦有融合。作为兵家的鼻祖，孙武总结了战争经验，留下了中国兵学的经典之作《孙子兵法》，该书全面反映了孙子的军事思想。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人伦，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军事思想在其学说体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在军事领域的衍化和派生。由于二人关注的重点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的军事思想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相同的，因此他们的军事思想又有融合的方面。
一、孙子、孔子军事思想的冲突
处于战争漩涡中的孙武冷静地观察各种军事现象，总结了前代及春秋时的战争经验，著兵法十三篇。《孙子兵法》总结和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作为早期儒家的代表，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但面对争战不息的环境和鲁国渐衰的现实，孔子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战争的思考和认识，由于两位思想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立论的理论基础不同，导致其军事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冲突。
（一）重视武备与崇尚文化。面对诸侯纷争的现实，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总结了战争规律，对战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孙子兵法》开篇即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计篇》）用兵打仗是关系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死的“国之大事”，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慎重对待战争可以避免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3]，战争的目的是禁暴安民，以战止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备战”，力争万全之策，探求常胜之道，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效果。孙子强调要将战争的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基点上：“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可见，“重战”与“备战”是孙子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
孙子认识到战争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非常重视战争和武备。孔子则强调德政礼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为政》）相对于战争和暴力手段，孔子更相信道德感召和文明化育的力量。“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孔子反对暴力战争，强调通过“文德”化育万民，治理国家，以使“近者悦，远者来。”（《子路》）孔子认为武力征伐是一种不合仁道的行为，管仲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孔子称许他“如其仁”。这种对武力的排拒根源于孔子“仁者爱人”的伦理基础和价值立场。
兵家重武，儒家尚化，主要源于其价值观的差异。孔子致力于恢复周礼，推崇德礼战争观，提倡礼乐征伐，信奉文治教化。孙子则更理性地看到了社会上的混乱与罪恶，提倡战胜攻取，以战止战。
（二）非利不动与惟义所在。在战争的原则问题上，孙子强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李筌注《孙子·军争篇》曰：“争者，趋利也。虚实定乃可与人争利。”张预注曰“以军争为名者，谓两军相对而争利也。”[5]这些注解都符合孙子的原意，孙子认为于己不利，绝不轻易发动战争。“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能否获利、能否取胜是用兵的唯一原则，当将帅与国君意见不一致时，将帅不一定要服从国君的命令，而应该以能否取胜，是否合乎国家利益为开战的根本依据，“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这也正是基于“兵以利动”的功利主义原则。
在古代的军征中，因运输条件落后，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常常出现粮草短缺的情况。孙子主张“掠乡分众”然后“悬权而动”（《军争篇》），这种做法尽管有悖于民本思想，但对于行军作战却是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如果不是“随处掠之”，一切依靠本国后勤供应，那将是“因粮于敌”的数倍，这一点孙子有精确的计算和描述。孙子这种“利动利止”的思想与战争的性质及目的直接相关，是一种对战争的理性认识，为后世兵家所继承和发展。
孔子坚持道德的力量远胜于武力征伐，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在现实中，孔子必然要面对和思考战争问题。孔子反对不义战争，在得知季氏将伐颛臾时，他坚决反对并严厉批评了季氏的家臣冉有和子路。但对于正义的战争，他又能给以肯定与支持。周敬王三十四年，齐国田常作乱欲以伐鲁。孔子号召弟子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夫鲁，坟墓所在，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弟子冉有“用矛于齐师”，表现英勇，孔子称之为“义”[7]。（《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晚年主张讨伐齐国并预言将会胜利，其根据是“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在战争问题上，孔子超越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层面，始终以“义”为价值路标，这种义战立场成为其军事理论的基础和闪光点。
儒家和兵家都包含民本思想，但总的来说，在出征开战的原则问题上，孙子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孔子则坚守“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战立场。
（三）用智为先与以仁为首。兵学文化非常推崇智谋的作用，杜牧在注释《孙子》时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8]这深刻地揭示了兵家与儒家在用兵、选将上的根本不同。
基于对战争本质特点的理想认识，孙子提出“兵者，诡道也”（《计篇》），认为用兵打仗要以诡诈为原则，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只有迷惑敌人，才能调动敌人，使其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正如曹操所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孙子兵法·计篇注》）战争是一种复杂多变、不循常规的事物，只有足智多谋，施计用诈才能达到“为敌司命”，取得胜利的目的。《孙子·谋攻篇》论述如何运用谋略以夺取胜利的“全胜”原则。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认为要达到“全胜”，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就要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用兵的最高境界是兵不血刃，用智谋战胜敌人，攻城略地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与战争的要求相适应，孙子提出将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是“智、信、仁、勇、严”（《计篇》），孙子强调为将五德以智为首，如果有勇而无谋，就有被诱杀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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