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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抄本的自由之光

    时间:2021-04-25 12: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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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宝瑞:
      “绣花鞋”全国旅行记
      要找出一个手抄本的代表作家,非张宝瑞莫属。
      “‘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种,其中我一个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厂说的那些故事算上,还可以出50多本。”——这是他的荣耀。
      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普通的四合院,却是一个“神秘的大院”。这是个三进院落,住着十余户人家。据说,抗战期间这里住着一对日本夫妇,有一天,他们被杀死在浴盆里,院子一直无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战胜利后,“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张宝瑞说:“我1953年出生在这个大院里,后来的《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等一系列小说中,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建筑原型就是十号大院。”
      1969年,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1970年,张宝瑞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听。听完结束后,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1971年,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这一年,他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1974年夏,张宝瑞把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4万字的小说扩充到12 万5千字,用圆珠笔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
      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看过《少女之心》,就有可能被定性为流氓罪
      张宝瑞说:“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禁欲时代,手抄本色情小说担起了年轻人性启蒙的大任。“文革”后期,《少女之心》开始广泛传播。
      《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讲述的是主人公曼娜和表哥少华、同学林涛之间的三角恋情,该书全长5000-6000字,当年许多中学生的性启蒙都是通过此书。学者朱大可读过十几个版本的《少女之心》,他最早接触是在1974年。“当时我还在念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套上毛选的书皮,这样会安全些。”
      现在,早已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少女之心》的黄色神秘感逐渐消退,人们发现,《少女之心》的描写,其实并未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知识的介绍。但在当时,这个短篇小说堪称一枚炸弹,只要看过它,就有可能被定性为流氓罪。
      多少年过去了,仿佛仍能看到昏黄的灯光下,年轻人边看边窃窃私语的情景。作家杨品新回忆自己的性启蒙时刻:“那年夏天,不知是谁将手抄本《少女之心》带入了渔场,出于好奇,知青都抵挡不住‘黄色读物’的诱惑,自行排队轮着传阅,有的甚至请假装病在寝室里看。”
      1975年年初,姚文元因为《少女之心》这一“淫秽”手抄本的广泛流行,特地颁布了“围剿‘文革’手抄本”的命令。
      手抄本还有很多。朱大可回忆说:“我当时并没有想过去把《少女之心》抄下来,有些同学秘密地传抄,甚至为此手都抄肿了。不过,抄《少女之心》的人并不太多,大家也都是看过就算了,很大一部分是抄《唐诗三百首》和王力的《诗词格律》,即使是这些书,也都是违禁品,属于‘封资修’”。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有着一定的风险。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
      手抄本的作者同样受到批判。1975年,手抄本的另一个标志性作品《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
      这是“无名氏”在文坛的最后亮相。张宝瑞谈到,由于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
      十几年前,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文革”手抄文存——暗流》,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短篇小说汇集成册。出版社为这9篇小说寻找其真正的作者,却毫无音信。这几个小说传抄过程中早已“脱胎换骨、面目全非”,成了名副其实由民间集体创作的小说。最终,连阅读者也无法分辨,他们最念念不忘的“手抄本”故事,究竟是从别人那里借阅而得的,还是被自己添枝加叶后流传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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