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

时间：2021-04-10 12:01:0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中国古代以刑法为主的法典
　　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为核心。自《法经》之后，有商鞅在秦国制定的法律，有汉初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有魏晋南北朝的魏《新律》、晋《泰始律》、北魏的《正始律》、北齐的《北齐律》等，隋的《开皇律》和唐的《永徽律》，以及对《永徽律》作疏议后颁布的《唐律疏议》（到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唐律，之前的法典都已经佚失。但根据史籍的记载，我们对这些法典的大体内容还是有所了解），这些法典与《法经》一脉相承，均以刑法为主。宋代的《宋刑统》因袭唐律，其篇章结构大同小异。明代法典《大明律》的体系有所变化（《大清律》因袭了《大明律》），将唐律的十二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改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但以刑法为主的特色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么说，并不否定中国古代同时也存在着调整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规范，但这些规范或者被包含在“礼”之中，或者蕴含于刑事法律规范之功能之中（以刑事法律手段处理民商事法律关系），或者体现在风俗习惯乃至天理人情之中，而不是明文规定在法典之中。
　　《法经》是公元前五世纪末由魏国相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编撰，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私家法学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法经》本身已经亡佚，我们只能根据其他古籍的零星记载，知道一点关于它的情况。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到李悝著《法经》的史料是三国时期陈群、刘邵等人撰写的由《晋书·刑法志》记录下来的《魏律·序》，其中有这样的话：“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但这里讲的是“秦《法经》”，故含义并不清楚。接下来《晋书·刑法志》在追述曹魏之法时，才说得比较明确，即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当是《囚》之误）《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随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法典《唐律疏议》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唐代法律文献汇编《唐六典》注也有类似的论述。
　　至明末，董说编著了一部《七国考》，其中《魏刑法》引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则对此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自此以后，战国时期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并经商鞅、萧何等手传至后世，便成为一个定论。
　　《法经》编撰之后，为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公元前397年继位）采用，成为一部成文法典。由于《法经》具有法学著作和法典两重身份，因此，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发展，而且也对中国古代法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法经》所确定的体系，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依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西周初期刑法的体系是：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尚书·吕刑》所确定的刑法体系和此大体相同。而李悝所著《法经》完全摒弃上述以刑种为基础的刑法体系，将《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这是以罪名建立刑法体系，并将盗、贼、囚、捕、杂五章中有关共同的适用刑罚的原则集中在“具法”中加以规定。这一刑法体系，不仅为当时的魏武侯所承认，而且通过商鞅传入秦国，成为秦国刑事立法的蓝本。汉兴以后，又经由萧何之手，成为九章律的基础。然后，经过曹魏、晋、隋等，直接影响到了唐律的制定和《永徽律疏》的编撰。因此，《法经》不仅是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是中国封建刑法体系的基础。
　　其次，李悝在《法经》中创设的刑法原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根据《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以及董说《七国考》的记载，《法经》中确立的刑法原则主要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刑刑轻罪”。李悝提出的这三条原则，随即就为商鞅、韩非等人所接受，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更为系统、更为完整的学说，经历代统治阶级的认可、倡导，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法学的一条重要原则。
　　最后，李悝在《法经》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也对中国古代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在《法经》中确立的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完全是以刑法为主。这一后果，影响中国达两千多年，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的特殊的以刑法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而在古代西方，比如古代希腊，最早的比较系统的立法是梭伦立法。它当中虽然也有刑法规范，但其第一项内容就是颁布民事方面的“解负令”。在古代罗马，第一个成文法是《十二表法》，其主要内容也是土地占有、家庭、继承和诉讼等事项，基本上是一部民事法律规范的汇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这些立法为后世西方法律的发展奠定了以私法（民商法）为核心的传统。因此，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分歧或者说分界线，可以说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法经》、梭伦立法和《十二表法》中就已经埋下种子。
　　栏目主持人：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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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法经》的真伪
　　由于李悝著《法经》之事，在战国时的法家著作中没有提起，《史记》和《汉书》也只字未提，而是由相隔近一千年的唐代学者在重新编纂的《晋书·刑法志》中才突然提出，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起，有人对李悝著《法经》一事开始提出异议。主要代表有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小川茂树、泷川政次郎，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鲍格洛，以及中国学者杨宽等。但国内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绝大部分学者，对《法经》的存在都持肯定说，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警和北京大学教授浦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写了专论，以翔实的证据论证了《法经》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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