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白人政府在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1948～1978）

时间：2021-03-24 20:03:5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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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40年代面对越来越多非洲人进入城市，为实现种族隔离发展的目标，国民党政府推出相关种族隔离措施试图扭转非洲人城市化趋势。然而，客观的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与白人政府种族隔离的主观设计目标背道而驰。家园制度的实施事实上成为剩余非洲人口进入城市的推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在为非洲人提供更多技术岗位的同时，该战略与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之间的矛盾导致非洲人在城市陷入结构性失业。
　　关键词：白人政府；种族隔离；非洲人；城市化
　　作者简介：刘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20世纪以来南非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人口比例不断增加，1936年到1951年间是非洲人城市化的高峰时期，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口增长10.1%{1}。为实现种族隔离的目标，二战后白人政府强化了一系列种族隔离措施试图阻止非洲人城市化进程，然而，城市中的非洲人口比例总体上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2}，从1951年的27.2%增加到1970年的33.1%{3}。与此同时，城市中的部分非洲人却陷入结构性失业，到1978年城市中的非洲人失业率达到12.4%{4}。
　　由此可见，客观的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与白人政府种族隔离的主观设计目标背道而驰。那么，白人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措施为什么没能阻止非洲人进入城市？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措施对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国外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营养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角度，对1980年以后的南非非洲人城市化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关于1980年以前南非非洲人城市化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关注非洲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伦恩·布卢姆（Len Bloom）认为南非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基本模式同其他国家很相似，根源在于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存在的二元结构{5}。G.E. 斯滕特（G.E.Stent）{6}和戴维·威尔士（David Welsh）{7}也认为推动非洲人走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的衰落和城市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詹姆斯 G.利伯恩和威尔伯特·穆尔则分别从城市化的推动力和吸引力出发，提出各自的观点，詹姆斯 G.利伯恩（James G. Leyburn）把推动非洲人移民城市的首要原因归于税收{8}，威尔伯特·穆尔（Wilbert Moore）却认为矿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成为非洲人离开保留地进入城市的吸引力{9}。
　　国内学者在非洲人城市化问题上，在郑家馨的《南非史》、艾周昌的《南非现代化》、孙红旗的《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以及杨立华的《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的著作中均有涉及，但未见有学者从白人政府干预的角度来研究非洲人城市化问题。对城市化的概念不同学科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人口学所指的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最终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主要是观察城市（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变化情况，城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提高等，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经济、社会原因后果。经济学家通常从经济与城市（镇）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从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更为强调在不同地区中的经济结构相互转化过程，也就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化过程。本文在分析南非非洲人城市化问题时，主要借用了人口学和经济学关于城市化的概念，探寻白人政府的干预在非洲人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白人政府干预非洲人城市化的背景
　　19世纪末以来，随着南非劳动密集型矿业和农业对非洲人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进入城市，1911年非洲人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3%，二战结束时这一比例上升到24.3%，超过了居住在城市的白人人口，仅1936年到1946年间居住在城市的非洲人口增长60%{10}。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些非洲人已购买了私有产权住房。二战期间，进口产品的减少以及盟国对南非商品的需求增加拉动了制造业的增长，1936年至1946年制造业年均产量增加5.1%，与产值增长相对应的是劳动力需求增加，加上战争期间许多白人工人参军离开工作岗位，1933年至1947年非洲人年均就业增长8.6%{11}。同时，1916年至1948年制造业中人均资本增加15%{12}，已经有5.8%和34.2%的非洲人进入技术和半技术工种岗位{13}。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非洲女性进入一个新的就业领域——家政服务，1932年至1938年间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家政业的非洲女性从5 000人增加到22 765人{14}，到1946年城市非洲人中女性比例占到三分之一{15}。单身女性出生或移民到城市不仅吸引男性移民到城市，而且带来了城市中第二代非洲人的出生。
　　越来越多非洲人进入城市引发了白人社会的担忧。1946年白人政府成立了汤姆林森（The Tomlinson）委员会专门调查非洲人城市化问题，该委员会在其最终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每年有85 000班图人进入“白人”地区{16}，而且“越来越多离开保留地的班图人长期定居在了白人地区”{17}。对此，委员会认为“南非目前的趋势无疑会导致两个种族（白人与非洲人）更多的融合”{18}。这种融合最终会导致政治权力转移到班图人手中{19}。因此，该委员会提出，白人想把南非政治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唯一解决途径是让班图人实现独立{20}，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南非就在种族之间推行地域隔离，政府在1913年的《土地法》和1936年的《土著人管理和土地法》中明确规定把41 262 000英亩土地最终划归班图人{21}，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班图人的民族家园。在汤姆林森报告的基础上斯揣敦（Strijdom）政府在发表的白皮书中指出：“政府反对种族融合以及可能的中间道路，种族隔离政策正在逐步得到贯彻执行。”{22}在一次与企业家的讲话中，斯揣敦明确指出南非白人要想保持白人种族和西方文明在南非社会中的控制地位，最关键的举措是在导致白人灭亡的种族融合与保证白人垄断南非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种族隔离制度之间做出正确选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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