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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内因检视及对策思考

    时间:2021-02-26 12:04: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严重毒化了中国国际形象并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置于优先排序解决的当务之急。尽管由于“安全”具有客观与主观的二元结构内涵特质,故一些国家主观臆断中国是威胁非中国可自主把控,但由于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外交与外宣科学缜密的统筹协调不足,加之传播技巧不足,导致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被强势国际传播尤其是大量民间基于激进民族主义思维的过度强势话语表达所抵消,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对此,必须客观分析、找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理性认知、设置“中国威胁论”化解之优先排序;统筹协调、化解“中国威胁论”生成的内在动因;持续监察、防止“中国威胁论”诱因再度复杂化。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国际传播问题对策
      自新中国成立起,西方就一直视中国为威胁。而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尤其是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已成为毒化中国国际形象,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毒素。尽管“中国威胁论”主要是由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误读所生成的,但也不能忽视中国自身部分因素的催生效应。理性认真地检视不难发现,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包括外交与外宣间缺乏科学缜密的统筹,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管理,以及传播技巧的不足当等。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寻找到切实弱化直至消弭——化解为文字简洁,以下涉及“弱化”和“消弭”的概念,一律用“化解”一词表述。中国威胁论的智慧解决方案。
      一、客观分析、找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
      “中国威胁论”属国际安全领域问题,而国际安全的内涵拓展最终是内化为国家安全。无论是国际安全还是国家安全,其复杂性远非一般安全问题可比拟。“中国威胁论”的制造和鼓吹者是行为主体,而指涉对象中国则为客体。也就是说,“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是一些人或国家对中国审视后得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即当今中国的存在及未来发展对其构成威胁。但是,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人或国家对中国的客观存在均持这种观点,一些人或国家相反地认为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是对其和世界的利好。但也不能否认,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一定程度导致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盛行。
      (一)安全的二元属性决定了对同一客观存在不同感知
      “中国威胁论”的内涵就是一些个人和国家对中国感到恐惧,感到自身安全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说白了这是个安全问题。而就“安全”的内涵而言,它由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的二元结构构成,即“一种客观上不存在遭受打击或伤害的危险或威胁现实,主觀上不存在因危险或威胁导致可能遭受打击或伤害恐惧的状态。”刘强.国际军事安全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4.这就是说,对于客观存在的安全状态,人们依据自身的感知给出自己的判断,存在着客观和心理两个层面。所以,面对相同的客观存在,不同人会依据不同观察视角或主观感受而得出不同结论,“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安全”学理内涵在具体问题上的反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讲中国是“中国威胁论”的客体,即“安全”被认识和感知的对象,理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主体感知不具有影响作用,因为客体难以主导主体的情感认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所谓客体是具体问题客观存在的主体,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中国威胁论”中的客体,却是“威胁论”这一指涉对象的主体。这个客观存在的指涉对象主体并非是静态和一成不变的,其每一点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认知主体对其感知的变化。就“中国威胁论”而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人们对中国与其“安全指数”的认知,并就中国是否对其构成“威胁”做出判断,这种判断是否客观理性、缜密科学另当别论,但它的存在则是实实在在的。因此,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国家,那些正常的对于中国存在与发展是否为威胁的感知,理论上可以通过话语说服和具体行动来影响并改变。而从作为这种被感知的主体——中国——的视角观察,同时需要检视自身的言行是否存在不当,而导致“中国威胁论”滋生、繁衍、存续和推升的因素。对这种内在动因的检视,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同样十分重要。
      (二)外宣与外交的失衡是“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
      外宣是对外宣传的简称,可被定性为是对外进行国际传播的一个政治术语。尽管国际传播同样“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但比起对外宣传而言,是一种相对中性的表达。因为,“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西方话语中是个极度敏感甚至令人感到害怕的词汇,因为其内涵具有说服、控制、操纵和影响等寓意。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6-108.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时,时至今日,狭义的外宣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的,而广义的外宣则是由整个国家的各类媒介形成的总体声音的对外传播表达。
      正如作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对外形象和言行给他人的感觉一样,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以怎样的形象和言行行事,同样会给受众——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感受,尽管这种感受可能因受众的自身诸多影响因素千差万别,但就概率而言,仍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的声音或结论是评价国家形象外部反映的有效参考值。
      外交作为国家内政的对外延伸,不仅是推行国家对外政策和处理好国家对外关系的工具,也是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缓冲器。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的谋划与制定是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合理适用的战略思维展开。同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一旦确立,就需要以各种手段加以配合积极推进,这其中对外宣传是最为重要的工具与手段。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战略思维制定符合国家根本利益追求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并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以配合既定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是个必须认真研究并科学实施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理念与内容和不同的方法与路径,其功效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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