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视角下外资质量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1-02-26 00:02: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官员晋升导致外资引入的竞争，从而导致外资引入质量的差异。利用官员晋升激励作为外资质量的代理变量，使用2010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对外资质量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 江苏外资质量显著受益于上海，能大幅提升创新效率；江苏与浙江、山东存在一定的恶性外资争夺，对创新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江苏与安徽外资引入存在一定的互补，能够小幅提升创新效率；（2） 江苏省内部城市中，强强政府处于良性竞争之中，未对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弱弱政府之间存在恶性竞争，显著降低了创新效率；强弱政府竞争能够有效提升创新效率；（3） 政府晋升激励总体能够强化外资选择提升创新效率，但可能造成创新效率差距加大的后果，其综合影响只能说明政府行为通过外资选择对创新效率的相对影响，不能决定创新效率的绝对水平。
关键词 外资质量 创新效率 晋升激励
一、 引 言
201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增加到8 687.0亿元，21世纪以来的年均增速超过20%。但研发支出的迅速增长并未能带来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以吸收、模仿为主的技术进步模式造成了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困难的现状，产业中的无效技术改造经费投入冗余较为严重，新产品出口和专利产出上存在较大的潜在产出不足。因此，在注重创新资源投入总量的前提下，如何提高自主创新效率、改善创新资源利用率就变得更加突出。
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相比于其他企业具有最高的技术效率，同时外商资本也能够通过技术溢出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当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越高时相对应的研发效率就越高，这使得外资成为研究创新效率时最为关注的影响因素之一。然而外资对于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可能不仅仅与其数量相关，外资本身质量的差异性可能导致技术溢出效应的不同，使得外资对创新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周黎安、陶婧在从官员晋升激励角度讨论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推论：官员晋升同样导致外资引入的竞争，从而导致外资引入质量的差异。这实际上为外资质量的测度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替代方法，从而为研究外资质量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 外资与企业创新效率
现有文献对外资与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产权性质。企业产权结构影响到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经理人行为的长期性，而清晰的产权结构对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吴延兵、米增渝使用2006年非国有企业调查数据库进行研究后发现，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最高，接下来依次为其他所有制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个人独资和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最低，总体来说，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二是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上一般认为，外资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创新，从而达到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究竟是否存在或者在何种条件下存在，溢出效应的大小如何，至今未有定论。根据张宇的统计，在2005—2008 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外核心期刊的有关中国FDI 溢出效应的113 篇研究当中，有63 篇产生了积极的结果，29 篇认为FDI 的技术溢出有条件存在或者部分存在，21 篇否认了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或认为存在显著的负溢出效应。总体上看，大部分从宏观角度如国家、区域、行业层面出发的研究结论都显示出显著的外资溢出效应，相反，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外资技术溢出效果却并不乐观。Hu and Jefferson利用1995—1999 年中国511 个中等以上规模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外资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Almeida and Fernandes、Salomon and Jin、Martin and Stephen分别对43个发展中国家、西班牙、爱尔兰和瑞士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开放行为并不一定都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外资企业的流入对内资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入手，指出下游的FDI 凭借强大的买方势力将本地配套企业锁定在低技术的加工环节，制约了国内的自主创新。上述研究仅仅关注于外资的性质及其数量，将技术外溢效应的差异归结为外资规模效应、外资利用等原因，并未对外资本身的质量差异进行深究。傅元海认为利用FDI的质量可以从引进FDI的质量和FDI的利用质量两方面分析，这实际上强调了引进外资质量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
2. 基于晋升激励视角的外资质量分析
目前，并未有学者对外资质量与创新效率之间关系进行过系统的探讨。Kumar以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效果如对东道国现代产业的贡献、出口导向程度等指标作为外资质量的评估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外资质量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Buckley等、Pradhan、傅元海从外资本身的特征入手，使用外资规模、外资技术含量、研发水平等指标综合衡量外资质量，对外资质量的测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现实来看，对外资质量的综合测量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外资项目是否进入特定区域，除了外资企业本身的考查和选择外，政府行为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处于计划经济或经济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市场经济不存在或尚不成熟，制度因素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影响创新的因素。甚至有观点认为，政府的无能、腐败和低效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碍作用是致命的。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如行政区交界地带政府对双赢的合作机会视而不见，反应冷淡，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来源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晋升激励来源于Lazear and Rosen提出的锦标赛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参赛人的竞争结果的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这将使得参赛人竞相努力以取得更好的比赛名次以获取最优的激励效果，这种效果在晋升激励中通常就是步入更高的权力阶层。在中国的环境中，地方官员晋升的机会有限，锦标赛机制通常就会成为一种零和博弈，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而政府官员的晋升高度依赖于一些可测度的经济指标，最常见的就是地区生产总值、招商引资数量等。Li and Zhou、周黎安和罗凯也发现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会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的误差，增加其可能的激励效果。这就意味着在现有地区经济环境下，如果某地区存在较为激烈的晋升竞争时，政府就可能忽视外资质量，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不适宜当地经济发展的外资引入，以求在招商引资数量上保持或提高相对位次，以获取晋升机会。这时，外资数量虽然上升，但相对应的企业创新效率却并不一定会提高，政府晋升激励就会通过影响外资质量从而对创新效率产生影响，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