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难忘的战争年代] 战争年代的故事
时间：2020-08-15 07:23: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年的清明天气特别好。漳州市烈士陵园来的人特别多，一支举着“翁泽生少年先锋队”小旗的小学生队伍特别引人注目。只见一位教师模样的人指着一座大理石雕像对学生们说：“就是这位叫翁振华(为翁泽生在漳州的化名)的台湾人给我们漳州带来了领路人，带来了共产党。”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沉思和回忆。
时光回到了1921年的春天，我的父亲翁泽生怀着对唐山祖家的向往，回同安到集美中学读书。那时，为了拒绝接受日本人强制奴化教育，数以百计的台湾青年回到祖籍各地读书。翁泽生考入的是集美中学第四组，一个班35名学生中就有4名是台湾人。
集美中学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出资兴办的学校。爱国民主的气氛较浓，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较大。图书馆公开摆放着《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宣传革命的报刊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学说概括》、《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本。翁泽生在台湾时就参加过抗日活动，一心寻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台湾人民于水火之中的道路。到集美中学后受进步思潮影响。思想逐步倾向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国民革命。所以1924年冬集美毕业以后，他就报名进入向往已久的国共合作兴办的革命大学――上海大学。在这座革命熔炉里，他遇到了七八位也来这里探求台湾出路的老乡。
当时的上海大学聚集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中许多“左翼”精英。学校实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除了不时聆听瞿秋白、恽代英、彭述之等著名教授的演讲之外，学员们还要到工人农民中去，办夜校、讲实事，跟劳动者同吃、同劳动，有时还要参加罢工、游行等斗争。通过实践和革命斗争的考验，不断提高学员们的理论水平，增长领导革命的才干。
在进入上海大学的第一年，父亲翁泽生在实践中就遇到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
1925年5月30日，是父亲终生难忘的一天。上海大学中共党组织号召学生参加“决死队”，带领工人和市民们一道上街示威演讲，抗议日本工头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并要求释放前几天被捕的群众。翁泽生跟台北老乡洪朝宗还有同班好友四川同学中共党员何秉彝一起出发了。下午3时，一群英国警察、“红头阿三”和华人巡捕冲来了，打伤了许多中国人，还抓走了一批。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巡捕房。巡捕房早有准备，门口二十多枝枪对准了示威群众。何秉彝头部被警棍打伤流着血，仍然毫不畏惧地面对枪口，高喊口号。这时枪响了，三十多位示威的中国人纷纷倒在帝国主义的枪口下。翁泽生和洪朝宗赶紧把中弹的何秉彝背走，找人力车送到医院。只听见何秉彝发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微弱呼声，就闭上了眼睛。这次惨案牺牲了13位工人、学生和商人，伤者不计其数。
父亲从没见过这么多血，没见过这么凶残的外国强盗。他想不到祖国大陆百姓的苦难竟然跟台湾一样深重!两岸人民的命运竟然是这样的相同!
“五卅”惨案在全中国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抵制目货、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在全国风起云涌。《打倒列强》、《救中国》的歌声唱遍全中国。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投奔了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口号的北伐军，显示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的决心和力量。
父亲从这股力量中看到了台湾人民摆脱日本统治的希望。“救台湾必须振兴中华”的信念从此萌生。于是他把名字改为翁振华，表示了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一生的志向。漳州烈士陵园翁振华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回到祖国大陆3年多来，尤其是在上海大学半年来的学习，父亲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最坚定、最忠诚、晟强大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唤起民众”，把一盘散沙的4万万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汇成一股洪流淹没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侵略者!于是他在1925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暑假，父亲回到台湾。当见到心爱的女友谢玉叶(我的母亲，当时尚未结婚)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找到了领路人了!”
谢玉叶在他的影响下，也到了上海大学，并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在国民党“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下，生下了我。不仅如此，当时的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刚出生不久的我就因母亲谢玉叶断炊、生病、缺奶而差点饿死。就是在那样困难危险的时刻，父母仍然对革命充满信心，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黎光”(意即“黎明之光”即将来临)。母亲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谢志坚(翁泽生的亲妹妹，我的姑母翁阿冬1938年从台北到延安参加抗战入了党，也把姓名改名冯志坚)，表示她们永远紧跟中国共产党、绝不回头的决心。
翁泽生入党后，党组织就指示他担负起培养大批台湾党员的重任，以加强台湾的抗日力量。那时，在上海大学的台湾学生有300多人。翁泽生就以上海大学的党员洪朝宗、蔡孝乾、谢玉叶、何景寮等为骨干，成立了“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通过对中华文化和革命理论的学习，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爱国心。
也就在这时，谢雪红、林木顺出现了。“五卅”运动时，谢雪红到杭州一中找到了林木顺，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中共党员黄中英的介绍下，他们参加了“工团联合会”组织的示威游行。游行回来后，谢雪红叫林木顺代笔，给《浙江日报》写了封信：“爱国的同胞们!你们岂不是把台湾忘掉了?为什么只提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领事裁判权而没有提到要收回台湾啊!”第二天报纸上就刊登了“不忘，不忘，不忘!”的通栏大字标题，回答了她的问题。之后，无论在标语、传单和游行队伍的旗子、横幅上，都加上了“收复台湾”的口号。
这件事让谢雪红、林木顺感觉到台湾人不是孤立无援的，背后有4万万人民这座靠山在支持。他们也由此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于是，当年6月，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到上海大学学习，11月被中共中央选拔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8年初奉共产国际筹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俗称“老台共”)。
因为日本共产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没办法参加台共建党，于是日共要求中共负责建立和领导台共。中共中央已有建立台共的准备，就以翁泽生所培养和联系的一大批台湾中共党员为基础，加上少数台籍日共党员，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湾共产党。中共中央派彭荣同志(谢雪红说彭荣即澎湃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台共成立后，台共党员多数回台抗日，少数到大陆各抗日根据地参战。
台共成立后，翁泽生继续培养和输送台湾共产党员，并继续参加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26年秋，他奉命带领蔡孝乾、庄泗川、李晓峰和妻子谢志坚组成“赴闽南宣传队”，前往漳州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漳州，他在漳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和省立二师及各工厂，甚至北伐军中不知疲倦地散播革命火种，并建立了漳州第一个党支部。1931年冬，广东广西中共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翁泽生被任命为“两广巡视员”负责重建两广党组织，1932年冬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参加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
1933年3月4日，因叛徒出卖，我父亲在上海被捕引渡回台湾。在台北日本监狱中，翁泽生受尽各种毒刑仍坚贞不屈。行刑中，日本检察官出示当时日共领导人被捕自首写的“转向书”，要他“学上级的榜样”，后又带来已经“转向”的台共党员当面劝说翁泽生转向。翁泽生铁骨铮铮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出狱后还要继续干革命!”翁泽生遭折磨病危时，狱中3位台共原领导人动员他“假转向”，以便出狱治病重建已被彻底破坏的台共。他坚定地回答：“我绝不做火线的逃兵。”至死拒作任何悔改的表示。
陈云、廖承志、林丽韫曾在《关于追认翁泽生同志为烈士的建议》中这样写道：“翁泽生的一生是共产党员战斗的一生”，“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党的秘密”，“对党一贯忠心耿耿，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根据中共漳州市委的建议，漳州市在漳州烈士陵园建立了一座高大的翁泽生烈士大理石雕像。中共漳州市委党史办主任巩玉闽委托党校的教授河池写了《翁泽生传》，并以陈云同志亲笔题写的书名作为该书封面(这篇文章的上述内容，主要材料均引自此书)。
和漳州人民一样，台湾人民也没有忘记引导他们抗日斗争的中国共产党。1946年台湾人民将中国麸产党员翁泽生的灵位祀入桃园忠烈祠，台湾的各种历史书刊也都记载了中共领导下的台湾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1946年9月，我也来到了闽南，进入了也是陈嘉庚兴办的学校――厦门大学。同时入校的有十几位台湾乡亲。
那年12月24日，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生沈崇。1947年1月4日(星期六)，厦门大学新生院召开学生大会讨论如何响应的问题。我激于义愤举手发言要求举行罢课游行。想不到“罢课游行”刚出口就遭到新生院院长和校训导员的严厉叱喝威胁，大会被迫草草散会。会后，中文系庄炳章、林祖慰两位会讲闽南话的惠安同学来找我，问我有何想法。我说：“我口才差，不然刚才一定跳上台跟这个洋奴才辩论一番。”他们问我真的有这种勇气么?我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什么都不怕!”于是他们替我写了演讲稿，并约定在台下组织同学们支持我。1月6日(星期一)，校会一开始，我按约定跳上校会讲台按他们的讲稿发表了演讲。新生院院长和校训导员气急败坏地阻拦我，但是台下同学们一片掌声激励我讲话。演讲获得成功，厦门大学在抗日胜利后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胜利发动了。不久，台北传来消息，台北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抗暴游行”。台湾也响应了!后来我才知道，鼓励我上台和发动这场运动的这两位同学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两年后，也就是其中的庄炳章同学担任了厦门大学党支部书记，也就是他批准我去安溪游击区参加了游击战争。
一进入游击区，我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的力量和“先锋队”的作用，游击队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已发展为一个团。1949年5月10日，闽粤赣边纵八支四团围攻安溪县城，战斗打响的前一天，团政委在全体党员会议上号召全体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会后发给我们新来的学生党员们每人一颗手榴弹。我们几位同学会后讨论，没有武器只有一个手榴弹怎么打仗。有位看过西班牙内战历史书的同学说：“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也是空手上战场的，他们是接过牺牲的同志手中的枪或者夺过敌人手中的枪战斗的。”于是第二天战斗一开始就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现象：一些学生摸样的人高喊着“冲啊”，腰间插着长柄手榴弹，挥着“手无寸铁”的右手，冲在队伍的前面，不顾一切地向敌人冲去。幸好旁边的老游击战士不让他们那样做，他们有的喊站住，有的拉住这些“学生哥”，不让他们盲目冲锋。老游击战士先赞扬他们的精神勇敢，但也批评他们这种纯粹是“送死”的举动太盲目。随后，并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在数千游击队和民众冲击下，安溪县城解放了，敌人不敢顽抗，退走了。从这次战斗，我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强大号召力和广大农民十分拥护共产党的感人情景。
在我们这个团里，有4位台湾省籍战友(都是厦门大学同学)，我们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用。郑坚，一到安溪就当上第一支安溪人民游击队的队长，后来被任命为永(春)德(化)大(田)3县县工委书记，领导3个县的党政，离休前当选全国台联副会长；张克辉，一到游击区就被任命为全团最精锐、战斗力最强、战斗任务最重的老区游击队“龙门连”的连长，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彭腾云，是游击队指导员，解放后担任空军副师级干部，离休前也是全国台联副会长。我一到游击区就被任命为潘桃连指导员(奉命改名为林江)，不久任漳平县工委副书记兼五营副教导员，离休前任中共福建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
最令我们难以忘却的是在数次恶战中，大陆的战友对我们的呵护。在第二次解放漳平的战斗中，我军奉命撤退，五营教导员张挑在我即将被敌人围住时，冒险反身冲向敌人，把我救了出来，然后跳到溪中脱险。张克辉重病中被敌人追捕时，一位战士冒险背他到山洞中救他脱险……
今年4月28日，我和张克辉在福州温泉宾馆再次相聚。追忆往事，我们不胜感慨：没有共产党的指引，没有大陆同胞舍命相救和关爱呵护，哪儿有我们的今天啊1
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在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下，为实现海峡两岸的民间“三通”出过大力。现在，阻碍两岸“三通”的藩篱已经被拆除，“大三通”已经实现。两岸人民的来往日益密切。近年来，来大陆的台湾人已不是我们当年求学时的“数以千计”，而是“数以百万计”了。当年我们的父辈翁泽生等来大陆求得了救国、救台之计；而今百万台商来大陆求发展，已经“在大陆创造出‘第二个台湾…了：据2010年9月9日台湾《工商时报》社论的统计数字，仅最大的1000家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小企业未计入)，2009年就已创造出相当于全台湾GDP总额的营收额，等于创造了“第二个台湾”。百万台商为繁荣台湾，为振兴中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90年前，坐着渔船来大陆的翁泽生悲叹两岸人民同受苦难的命运；90年后的今天，两岸人民正在携手走向中华振兴的明天。两岸人民的命运是如此地相同又相连啊!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说过一段话：“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有责任把她维护好，建设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奋斗。”
这段话讲得多好多实在啊，都讲到我们老台胞心坎里了。这话正是我们几代来大陆台湾人心里话的全面概括。我们两岸人民就应该永远同心同德，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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