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失去的机会和前景】 苹果公司的前景与机会

　　摘要：本文试图对阿富汗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并对阿富汗的前景作出分析阿富汗战争已进行9年，对它军事败局的原因见仁见智，本文对其进行了整理，提出了作者的看法从2010年开始，阿富汗进入了“喀布尔进程”，美国将在一年后开始撤军，阿富汗政府将接管全部管理和安全职能阿富汗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于它的前景，本文也予以探讨。
　　关键词：阿富汗　喀布尔进程　美国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6－0009－16
　　
　　阿富汗战争为什么失败?
　　
　　从美国最初设计的目标看，阿富汗战争在军事上已经失败。划于它的失败，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综合起来，主要的观点有四种，分别是投入不足说，帝国坟墓说，错误战争说和地缘政治说。
　　投入不足说。这主要是美同官方的看法和解释。按照这种看法，阿安全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投入。有美同学者彤容，“从美国2001年10月第一次把军队派到阿富汗后，阿富汗战争就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孤儿。”这就是说，美国对阿战争的重视不够，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资源配置的重点转向伊拉克，阿富汗受到冷落。美国官方认同这一看法。奥巴马总统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导致阿富汗战场失利的重要因素。“(在伊托克战争爆发)随后6年里，伊拉克战争占据了我们绝大部分的军队、资源、外交和国家注意力。”希拉里国务卿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她把美国在阿的问题总结为三不足，即人员不足、物资不足、经费不足。
　　帝国坟场说。这是以历史来反观现实的一种解读，在中外学术界都广泛流行。它解释说，在漫长的历史中，阿富汗曾多次遭受强大外国的入侵和统治，从波斯帝国、古希腊帝国、突厥统治、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一直到大英帝国和苏联帝国，但所有这些帝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消失或失败了。由此看，阿富汗是帝国的诅咒，美国也将难逃这种历史宿命。M・彼厄登教授在2001年美军刚刚进入阿富汗时就描述过这种不祥的图景，现在他更有理由相信：“在过去的2500年里，每一个进入阿富汗的外部大国都以不同形式面对过这种挑战。它们全都失败了。美国打破这一模式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错误战争说。这种观点虽较少见诸于公开的文章和论文，但它在中国、中亚和俄罗斯学术界中都存在。这里所谓错误战争不是指技术性错误，而是指政治性质的错误。即阿富汗战争在政治、法律、道德上站不住脚，因此美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地缘政治说。这种观点也主要是存在于中、俄和中亚学术界。按照这种看法，美国在阿富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真正用意在于地缘政治，反恐是第二位的，甚或是达到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美国眼中的真正对手是俄、中以及伊朗，而不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在阿反恐不尽全力，也不急于彻底平定局势，以牵制俄罗斯和中国，并使美国有理由在阿保持军事存在。
　　这四种看法都各有其道理，但也都不够充分。
　　与伊拉克相比，美国对阿富汗的投入确实少很多，但其绝对数量依然很可观。从2001年开始至2009年，包括追加款在内，美国批准用于阿富汗的拨款是329.35亿美元；此外，还有其他国家对阿实际援助约83亿美元。兵力上，在奥巴马2009年2月宣布向阿增兵之前，美国在阿作战部队是3.2万人。另外，根据北约的数字，2009年1月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为5.5万多人，除去其中1.3万美军，各国军队应有4.2万人。这样，美国和北约指挥的国际部队总数仍有7万多人。此外还有约8万阿富汗国民军和接近此数的警察。由此可说，不管是在资源还是兵力上，美国在阿富汗都有一定实力，可以有效地支持其政策。
　　历史上，所有外来统治在阿富汗都烟消云散，因而它被称为帝国的坟场。这表明阿富汗有反抗外来入侵的历史传统。不过，这不足以说明阿富汗战争必然失败。历史上曾有许多王朝在阿富汗建立过上百年和数百年的统治，例如古波斯、古希腊、贵霜、帖木儿、莫卧儿等，这应该说已经是成功的帝国统治。而且，许多帝国的覆灭也有复杂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阿富汗人的反抗。在阿富汗近现代史上，两个最著名的外来帝国是英国和苏联。大英帝国在19世纪对阿富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征服，苏联则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但它们都失败了，并成了帝国在阿富汗的历史宿命的最新证明。不过，英国和苏联的失败固然是由于阿富汗人的顽强抵抗，但也必须看到大国的作用。在阿富汗人抗击英国人的战争中，沙俄帝国站在阿富汗身后，因而它被称为19世纪的“大游戏”。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美国以及巴基斯坦等国站在阿富汗身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战争也是大国之间的角逐，英国和苏联既是败于阿富汗人的不屈不挠，也是败于幕后的敌对大国。现在的情况与历史不同。阿富汗战争几乎是一场大国联合的战争，所有大国都站在战线的同一边，美、欧、日、俄、中、印等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基本的共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参与了这场战争。有42个国家派兵参加了阿富汗国家安全支援部队，尽管一些国家的参与仅是象征性的。没有一个大国站在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背后，也没有任何大国向它们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
　　阿富汗战争的性质可存争议，但事实是这场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也支持了这场战争。国际援助部队进入阿富汗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推翻塔利班政权总体上对这一地区有正面意义。它大大改善了地区的安全形势，使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发展起正常和友好关系，改变了地区的割裂状态，为地区性合作提供了可能。对此，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不应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否认。退一步说，即使认为这场战争缺乏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正当性，也不能由此得出战争必然失败的结论。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出发，可以说正义战争必将胜利，非正义战争必将失败，但就每一场具体战争而言，战争的性质与胜败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正义战争未必一定胜利，非正义战争也不是必然失败。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战争，它们的性质显然是不能用胜败来划分的。
　　美国在阿富汗确有地缘政治用意，也不能排除美国利用阿富汗来达到其地缘政治目的。但是，由此推断美在阿作战只是虚以应付，并不想真正解决阿富汗问题，这也没有充分论据。美国重伊轻阿有地缘政治的原因，但更大的可能是美国对阿形势的误判。现在美国在阿作战的军队已达10万之多，这对美国是沉重的政治和财政负担。如果美国不愿解决阿富汗问题，它无需做如此巨大投入。更重要的是，解决阿富汗问题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更有利，而不是更不利。
　　
　　失去的机会?
　　
　　阿富汗局势恶化不是某个单一原因引起，它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其中，四个因素最为重要，它们是阿富汗重建的政治模式、路径选择、伊拉克战争、大国反恐同盟破裂。
　　模式选择对阿富汗政治重建具有基础性意义。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阿获胜各派于2001年11月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达成了《波恩协议》，决定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随后在2002年6月选举产生了阿富汗过渡政府。2004年1月阿富汗新宪法颁布，同年10月举行首次总统大 选，阿富汗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也标志着阿富汗新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
　　《波恩协议》避免了塔利班垮台后的国家权力真空和政治无序，防止了各派为争夺国家权力可能导致的混乱，使各派在国家政权建构上达成政治共识，并顾及了各族派的权力分配和努力达成民族和解。
　　在《波恩协议》基础上诞生了现代阿富汗国家，它是包括联合国在内各方艰苦努力的结果，对此应给予应有的评价。新的阿富汗国家采用了西方模式。如果仅仅从价值观的角度，对它无可厚非。与塔利班的极端宗教理念和政治制度相比，它的进步意义显而易见。不过，从国家管理的有效性角度说，西方模式与阿富汗的传统和国情却存在脱节，两者的不适应降低了它的有效性。而且，在国家管理模式上，也有学者指出它存在的致命缺陷：“真正的问题是两届政府(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对阿富汗部族体系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它们错误地追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幸的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阿富汗从来没有成功过。”
　　西方有观点不认同传统和国民特性对民主的影响。美国国会议员A，翰思汀斯(Alcee L.Hastings)说：“每当听到有人说‘根据我们的传统和国民心理’，我就感到烦躁。”翰思汀斯认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法制、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是普世的价值观，是民主国家的应有之意。传统和国民性不应是拒绝民主的借口。这种观点在西方有一定代表性。但是也应该看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一种价值体系和政治模式只有在适合的政治文化土壤中才能顺利成长和结出期望的果实。国情固然不应是拒绝民主和政治进步的理由，但不顾国情终将事与愿违。
　　阿富汗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民主的典范。阿富汗有其特别的国情：部族是它的社会结构基础，宗教势力影响深厚，居民生活极其贫困，70％左右的民众是文盲；在过去的30多年里，阿富汗一直处于外战和内战之中，这更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和对立。在这样一个国家，把西方模式简单地移植过来难以有效。西方价值观不能被阿富汗民众自觉认同，普选制不能解决民族和解问题，普选产生的政府也未必为各部族所认可。而且，形式的民主并不能保证实质的民主。与外在形式相比，如何运作更有实质意义，许多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阿富汗也是一个例子。事实表明，尽管阿富汗政府是由选举产生，但它得不到全民认可，有人称它为“喀布尔政府”，意为政令不出首都。各地方政府的权威同样有限。可以说，阿富汗所选择的政治模式不是很成功，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表现形态、管理方式都没有充分顾及阿富汗的国情和传统。
　　阿富汗重建的路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阿富汗重建是从政治、军事、社会三方面同时入手，但军事途径是美国的政策重心。军事部门决策占据主导地位，军事手段被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消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是美国的目标。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歧途。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中，军事手段是最主要的，但在阿富汗重建中，偏重军事手段则适得其反。推翻塔利班政权相对容易，但根除塔利班虽说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美国在战争进行了8年之后终于认识到：“如果仅依赖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在阿富汗不能取胜，或达到我们可接受的结果。”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对阿战略的修正之一，就是以军事、民事、外交的综合方式代替以军事为主的政策。军事部门决策的主导地位弱化，外交和民事部门成为主角。”新战略决定对阿增兵，但其目的是用新思路解决阿富汗问题，增兵是为此创造条件。新战略的军事目标也大大调低，它不再是消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而是“把目标缩小到一个具有挑战性但可达到的目标：消除基地组织的避难所，以及阿富汗塔利班推翻合法选出的阿富汗政府的能力。”也就是说，目标已不是根除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而是压制其能力。
　　伊拉克战争对阿富汗局势有重要影响，但其影响不仅是减少了用于阿富汗的兵力和资源，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9.11”后形成的国际反恐统一阵线，也改变了国际反恐战争的性质和方向。它与影响阿富汗局势的另一重要因素――国际反恐联盟的破裂――有直接关系。
　　2003年3月，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对伊战争。美国对伊军事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它的理由既不充分也不可靠。伊拉克战争使中俄对美国“反恐”的目的产生疑问，它们看到的是美国在“反恐”的名义下追求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是美国在强化单极霸权地位。伊拉克战争滥用了反恐的名义，改变了国际反恐的性质，使中俄在政治上不能不与美国拉开距离。以伊拉克战争为标志，大国的国际反恐联盟开始破裂。
　　“颜色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破裂。
　　“颜色革命”也是开始于2003年，它的发生与“9.11”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的成功有密切关系，它是美国在胜利的鼓舞下推动的新战略攻势的一部分。在“颜色革命”掠过的国家，国家政权都发生了改变，亲美政权上台。2005年，“颜色革命”蔓延到中亚，这引起了俄、中和中亚国家的担心。
　　2005年7月，上合组织在阿斯塔纳发表宣言，提出美国应制定从中亚撤出军事力量的时间表。这是不欢迎美国在中亚军事存在的正式表示，也是俄中撤回对美国支持的信号。俄知名学者卢基扬诺夫认为，这一宣言意味着俄美在“9.11”后达成的战略交易结束，两国在中亚合作的“君子协议”不复存在。以此为标记，大国在阿富汗的关系发生转变，虽然合作框架表面上依然存在，但大国关系的主流从合作转向竞争，从努力信任转向怀疑，从反恐转向地缘政治竞争。这是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促成的结果。在大国关系的这种转变中，阿富汗的地位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它从大国的共同关注对象变为大国竞争的道具。如有评论所说，“为什么迄今在阿富汗问题上地区合作的成果寥寥，其原因是各国目标的不相容，而且它们把各自的目标置于阿富汗之上。因此，虽然大南亚所有国家都希望阿富汗稳定和成功，但各国在阿富汗的优先目标却相互竞争。结果是虽有合作的共同愿望，但双边竞争占了上风，阿富汗实际上变成了小插曲。”
　　一个令人费解的疑问是：阿富汗形势从2006年开始恶化，是自然过程使然，还是有某种外部诱因?一个基本事实是，在2006年之前，阿富汗安全形势总体较为稳定。从2002年到2005年，虽然阿富汗恐怖活动在逐年增多，但总的数量不很大。但从2005年底和2006年初开始，阿富汗安全形势开始逆转，恐怖活动急剧增加，2005年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各种事件是3065次，2006年激增到7998次。恐怖活动烈度明显提高，区域显著扩大，并且向北部和首都喀布尔地区蔓延。
　　阿形势恶化与上合要求美从中亚撤军在时间上前后衔接，那么它们是否有逻辑上的联系?2005年11月，美国被迫关闭汉纳巴德基地，吉尔吉斯斯坦也发出关闭玛纳斯基地的威胁。保住玛纳斯基地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在那种情况下，美国会否有意无意地放松了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打击力度?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有意放纵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但由于大国关系和玛纳斯基地问题的牵制，美国注意力的分散则是可能的，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也可能 受其鼓舞，抓住了这一时机。从逻辑上说，阿安全形势恶化也是保留玛纳斯基地最有力的理由，阿局势恶化的前景使中亚国家担心。美吉在达成新的妥协后表示：“美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坚定地忠于反恐斗争和巩固阿富汗、中亚和整个地区稳定的事业。由此出发，两国决定在联军的玛纳斯机场问题上继续进行重要的合作。”可见，阿富汗安全是政治基础，租赁费用不能作为正式理由。
　　还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形势的复杂性都有所轻视。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普遍认为阿富汗大局已定。总部设在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在其2006年度发布的阿富汗民调报告中提供的仍是乐观的判断，认为阿安全形势总体向好，多数民众对安全形势感到满意。在被调查的居民中，49％的人认为安全形势好，17％的人认为非常好。上合组织在2006年前对阿形势也持乐观看法，它认为“阿富汗在国内局势稳定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它提出美国从中亚撤军的问题，也是“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对阿形势的错判，也引导了大国走向战略失误。
　　综上所述，笔者不认同阿富汗战争注定失败的论断。阿富汗战争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曾经存在的机会，由于政策和策略选择上的失误，以及大国反恐联盟的破裂，加之阿富汗从大国共同关注的重心变为竞争的舞台而被错失。
　　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假设。一个假设是：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实施民族和解的柔性战略。阿富汗采取联合政府的模式，建立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权力的相对平衡和分散，把宗教和部落因素纳入到国家政权的结构中。这不是一种完美的模式，它同样存在风险，但值得考虑。
　　在塔利班问题上，实行招抚政策，同时美国在军事上做出撤军的承诺，由联合国授权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承担主要安全责任，以改变阿富汗被占领的形象。现在提出了与塔利班谈判的政策，但已时过境迁，谈判的基础和条件大为改变。而在当时，在塔利班被摧毁并面临被消灭的情况下，与塔利班达成协议的可能显然大得多。当然，任何政策都受时空的约束，在那时的形势下，感到胜券在握的美国不太可能采取这种政策，北方联盟等反塔利班武装也未必会接受塔利班。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未被利用的有利机会。
　　另一个假设是：在推翻塔利班后，美国持续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进行彻底打击。这也是一种选择。奥巴马开始执政的2009年初，美国在伊拉克的军队有16万人，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到2009年，美国批准用于伊拉克的拨款为510亿美元。如果美国不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是把这些军队和资源部分地用于阿富汗，同时大国仍能保持合作，美国可能在战场上取得更大胜利。也许美国仍不能根除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其能力，使它在相当长时期里难以恢复。美国现在提出的正是这样的目标，显然，那时要达到这一目标要容易得多。
　　这两种选择都有更大的成功机会，但事实是美国既不愿采取柔性政策，又没有采取强力战略，当柔不柔，当强不强，以致形成后来的尴尬局面。
　　
　　喀布尔进程和阿富汗的前景
　　
　　阿富汗局势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在经过了长达9年的战争后，美国宣布将从2011年7月开始撤军。2010年7月20日，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在喀布尔召开，这次大会被认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启动了所谓喀布尔进程。喀布尔进程的关键词是阿富汗的“领导权和所有权”，即阿政府将接管国家管理和安全的所有权利和职能。这一过程预计到2014年底完成。这是阿富汗的历史十字路口。
　　在分析阿富汗的前景之前，不能不对美国撤军的性质作出判断，这与阿富汗形势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美国撤军意在甩掉阿富汗这个包袱，把这个烂摊子留给别人。简单说，美国将一走了之，抛弃阿富汗。如果是这种情况，则阿富汗的结局没有悬念，所谓喀布尔进程不过是通向消亡之路。
　　不过这种判断可能不完全正确。毫无疑问，美国撤军是被迫的，美国也确实要从阿富汗战场脱身。但是，撤军和撤出不是同一回事，撤军不等于撤出。大规模驻军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而是达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撤军是手段的改变，但不一定是战略目标的改变。就这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而言，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准备放弃阿富汗，相反，美国政要多次重复对阿富汗的长期承诺。确实，美国国内有要求放弃阿富汗的声音，认为这不是一场值得为之牺牲的战争。但这种主张还不是官方的政策。希拉里在喀布尔国际会议上再次宣布：“我们要建设一个卡尔扎伊总统所提出的那种阿富汗政府的目标，我们无意放弃这一长期使命。”由此可知，美国所改变的只是策略手段，而不是准备放弃阿富汗。美国在阿富汗有重大利益，且不仅限于阿富汗。对于美国来说，阿富汗难题的实质不是利益的重要性太小，而是代价太大。因此，美国要做的是调整它们的关系，以较低的成本达到目标。同样，美国呼吁国际合作，也不意味着欲把主导角色让于他国，而是要求它们分担经济和安全负担。
　　当然，美国可能被迫撤出阿富汗，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在被迫撤出的情况下，美国是失去而不是放弃阿富汗。可以说，美军撤出是被迫的，但美国还没有被逼到战略撤出的地步，它也没有放弃阿富汗的必要。还应该了解，美国撤军是逐步的，不是迅速全部撤走，而且撤军是有条件的。美国官方明确地说，如果把定于2011年7月的撤军理解为全部撤走，耶将是极大的误解。“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个过程将持续多长时间，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这都没有确定。”白宫明确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还应当指出，在美国军队主力撤出后，仍有可能保留较小规模的军事薛在，为阿富汗政府和军队提供某种功能性支持。在美军撤出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影响将不再通过其军事力量，而主要是通过阿富汗政府来体现和实施。因此，维持和巩固阿富汗政府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是喀布尔进程对美国的意义所在。2010年12月，奥巴马总统将对其新阿巴战略的效果进行评估，届时可知它的最新发展。
　　喀布尔进程的目标是实现阿现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并以现宪法制度为框架构筑阿富汗的政治未来。这是喀布尔进程所设计的前景。这种前景存在可能，有一系列因素支持这种可能。美国官方和学术界对阿富汗形势也不全是悲观的论调。希拉里说：“阿巴形势是严重的，但我认为，它不像经常对公众描述得那么糟糕。”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失败论：“认为阿富汗不可管理，认为任何付出都是白白的牺牲，是在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是错误认识。”按照一些学者的判断，美国在阿富汗仍握有主动和筹码。
　　但喀布尔进程无疑将会十分艰难。向阿富汗政府移交“领导权和所有权”不是太困难的问题，严峻的挑战是此后形势将如何发展。喀布尔会议公告指出了成功所需的条件，它们是政权建设、民族和解、国际援助、地区合作、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些条件中的每一项都很重要，任何一项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喀布尔进程夭折。但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不可能轻而易举，而且一些目标极其困难，并且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在这其中，又以政权建设和民族和解最具迫切性，也对喀布尔进程最具直接威胁性。
　　政权建设的目标是廉洁有效的政府。阿富汗政府是喀布尔进程的主体，主体不存在或主体腐朽则喀布尔进程毫无前途。但对阿政权建设来说，有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没有答案：其一，阿政府有无成为一个良治政府的可能性?其二，现政治模式有无最终适应阿政治土壤的可能性?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为否的话，则对喀布尔进程都是致命的。
　　民族和解同样至为关键，它是破解阿富汗稳定难题的最佳选择。但这个问题同样没有答案。所谓民族和解主要就是与塔利班的和解。和解政策是明智之举，但它能否奏效却不取决于阿政府。政府提出和解，并不意味着塔利班一定接受。这就是说，主动权实际是在塔利班手里，如果塔利班拒不接受政府的条件，这一政策就变成无的放矢了。
　　喀布尔进程是阿富汗未来的一种可能，但不是唯一可能。如果喀布尔进程失败，它将导致其他可能的产生：
　　可能一：阿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中央政权陷于瘫痪，同时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控制国家政权，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出现全国性混乱和内战；
　　可能二：放弃现国家制度，在某种新的政治基础上，阿各政治和社会力量达成妥协，改用新的制度模式和国家权力分享结构；
　　可能三：塔利班重新掌权。这种可能亦不能完全排除，“实际上，塔利班正在建立影子政府。塔利班在许多地区是唯一的有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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