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_中国文学发展历史
时间：2020-07-15 07:27: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文学》存在了50年，我为这本杂志服务了35年。可以说，我的青春热血，我一生大部分年华都献给了这本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作出了历史贡献的文学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刊物已于2001年停止运作，但它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建立的功绩将长留在读者中间。
50年出版了590期，
介绍作家、艺术家二千多人次，
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许多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不少是从阅读《中国文学》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了黄金时期，达到了顶峰，英、法两个文版的总印数在6万份以上。作为对外传播专业性很强的文学刊物，能有这样的业绩是罕见的。刊物发行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中国文学》的订户和读者主要分布在亚非等第三世界，到了新时期，欧美地区的订户和读者多了起来。据1986年统计，英文版《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订户为1731户，在芬兰为1195，法文版光在巴黎的订户就有1026户。
就在中国文学走势看好的时候，《中国文学》新任主编杨宪益于1981年倡议出版“熊猫”丛书，丛书以国宝熊猫为标记。在此之前，《中国文学》上译载的作品有部分已编入外文图书出版社的书籍里。“熊猫”丛书则先将杂志上已译载过的，但还没有出过书的作品结集出版。随着丛书的发展，又增加了新译的作品。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中国当代、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也出版了少量的德、日等文版“熊猫”丛书。丛书受到国外读者欢迎和好评，许多书重印或再版。由于丛书日益显得重要，1986年正式成立了中国文学出版社，承担出版《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和中文文学书籍的任务。
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百九十多种。合集的有《诗经全译本》、《汉魏六朝诗文选》、《唐代传奇选》、《明清诗文选》、《三部古典小说选》、《历代小说选》、《龙的传说》、《三十年代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小说选》、《女作家作品选》（五册）、《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选》、《小小说选》、《中国当代寓言选》，等等。出专集的古今作家有陶渊明、王维、蒲松龄、刘鹗、鲁迅、李夫、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沈从文、丁玲、郁达夫、吴组缃、李广田、闻一多、戴望舒、艾青、孙犁、萧红、萧乾、施蛰存、艾芜、马烽、叶君健、刘绍棠、茹志娟、陆文夫、王蒙、玛拉沁夫、蒋子龙、谌容、宗璞、张贤亮、张承志、梁晓声、邓友梅、古华、汪曾祺、高晓声、王安忆、冯骥才、贾平凹、张洁、韩少功、霍达、方方、池莉、凌力、铁凝、刘恒、舒婷、犁青、益希丹增、扎西达娃、郭雪波、刘震云、周大新、阿成、林希、刘醒龙、史铁生、马丽华、程乃姗、金江、聂鑫森、陈建功、航鹰等。［详见外文局民间刊物《青山在》2005年第4期所载《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简况》一文所列具体书目（可能有漏列的）。］其中，法文版《艾青诗100首》获1998年鲁迅文学奖。
总起来说，50年来，在中国外文局领导之下，经历届中国文学社领导的苦心经营和广大编译人员的辛勤劳动，出版了《中国文学》杂志590期，“熊猫”丛书一百九十多种，介绍作家、艺术家二千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洪深倡议，周扬支持，
1951年《中国文学》问世
1950年，新中国诞生不久，有些外国朋友想了解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至新中国成立这十年间的文学。那时候，赵树理、李季、丁玲等作家反映新的社会面貌、新的人物的作品，确实很少为外国读者所知晓。在当时的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的热心倡议下，得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支持，1950年，由刚刚从英国回来的作家叶君健负责筹备，创办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以从事对外文化交流。
1951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1964年，法文版问世。开始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后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统由出版社负责。刊名虽然叫《中国文学》，但实含文学和艺术（刊内还有古今绘画等）两部分。当然以文学为主。文学部分既译载鲁迅以来的现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译载自《诗经》以来的古代作品，其中以当代为主。另外就是刊载文艺评论，作品选自国内报刊和书籍。1970―1972年增出中文版《中国文学》，内容和外文版杂志相同，用于联系作者和有关部门。从1981年起增出“熊猫”丛书。1986年成立中国文学出版社，继续出版英、法两种文字的《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1993年开始增出中文文学书籍。1994―1996年增出中文版文学选刊，但和外文刊内容有很大不同。中文书刊皆对国内发行。1998―2000年，中国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法两种文字与中外对照本《中国文学》杂志和书籍，供外销，兼及对内销售。
从一开始，杨宪益、英籍专家戴乃迭、原美国专家沙博里就参加了《中国文学》的英译工作。1951年10月出版了《中国文学》第一辑。这一辑里译载了《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由沙博里翻译；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1952年又出了一辑，有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阿Q正传》（鲁迅）。1953年，《中国文学》出版了两辑，其中有由戴乃迭翻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以上四辑皆是大32开本，以后从东北开山屯订购特制的纸张，以独特的22开本印制《中国文学》。1954年丛刊改为季刊，请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担任主编。不过，担任副主编的叶君健实际上做着主编的工作，中、英文均由老叶审定，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开始。
1958年，从中国作协调来了何路
同志，同叶君健同志一起经办《中国文学》。从此，外办和作协的负责同志都对《中国文学》的方针政策等方面有所指示或谈话，这就在业务上形成了外文局和作协对中国文学杂志社的双重领导。
1959年和1962年陈毅同志对中国文学社负责同志先后有过两次谈话，他要求《中国文学》办成北京饭店八层楼那样的高级刊物（北京饭店是当时北京市最高的建筑物），即要求《中国文学》把中国最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介绍到国外去；他又一再强调《中国文学》不要强加于人，要潜移默化。《中国文学》基本上是按陈毅同志的指示去做的。
1958年，英文版《中国文学》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59年又改为月刊。1964年增出法文版季刊。
我就是在《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1964年来到社里做中文编辑工作的。但不久就遇上了刊物检查。社里已遵照毛主席1963年12月对文艺的批示检查过一次。可是毛主席1964年6月对于文艺的批评更为严厉，他认为中国作协等文艺单位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因此，中国文学社又按照毛主席的两次批示检查刊物。
“文化大革命”十年，
《中国文学》继续出版，艰难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文学杂志社的领导几经变动。进入新时期以后，外文局先后归文化部、外宣小组领导，文化部的王蒙和贺敬之同志相继担任过《中国文学》的主编，但实际上是杨宪益和何路、殷书训及吴、唐家龙和傅活等同志先后主持中国文学社的编译出版工作。
1972年，叶君健同志调到世界语中国报道杂志社工作。同年，法文版《中国文学》由季刊改为月刊。
《中国文学》译载的当代作品，主要选自国内的文学期刊。可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国内文学期刊都停了，一直到1975年后期才复刊。“文革”十年间，《中国文学》几乎成了无米之炊。但是大家都认为《中国文学》不能停刊，一停刊，就将失去国外订户和读者。为了保住阵地,留住读者，刊物就依靠所谓样板戏，经过编辑加工的以大庆、大寨等为内容的报告文学和《小兵张嘎》电影剧本，“文革”前出版的《跟随毛主席长征》、《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革命回忆录以及鲁迅文章、毛泽东诗词支撑着。为了增强文学性，又选译了投稿、约稿和编辑采写稿，其中的小说，还编成《种子及其他》（英文）一书出版。为了加强和国内的联系，1970-1972年出版了中文版《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这个对外的唯一文学窗口是留住了，但刊物仍受到“文革”极“左”思潮的严重损害。
《中国文学》改出季刊，以利于译载兴盛起来的中篇小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我国进入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民心中压抑已久的思想情绪，通过文艺作品抒发了出来，涌现了大量的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多样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文革”十年不能与之相比拟的，就是和“文革”前17年里有些单调的文学相比，新时期的文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内文艺空前繁荣，当然也就大大地促进了我社对外文学编译事业的发展。
《中国文学》法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于1982年、1984年由月刊改成了季刊。改刊后，扩大了篇幅的杂志，有利于译载兴盛起来的中篇小说。
鲁迅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文学》除了恢复适量选译现代和古代的优秀作品外，主要及时地大量地译载反映新时期中国人民真实心声的文学作品。精选的小说有《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大桥下的红玉兰》、《小镇上的将军》、《月食》、《黑旗》、《班主任》、《伤痕》、《蝴蝶》、《乡场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草原上的小路》、《弦上的梦》、《活佛的故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杜晚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节选）、《李自成》（节选）、《黄河东流去》（节选）、《蒲柳人家》、《爬满青藤的木屋》、《受戒》、《大纪事》、《寻访“画儿韩”》、《迷人的海》、《神鞭》、《绿化树》、《浮屠岭》、《棋王》、《祖母绿》、《烟壶》、《美食家》、《陈奂生上城》、《芙蓉镇》、《爱是不能忘记的》、《赤橙红绿青蓝紫》、《风景》、《烦恼人生》、《凤凰琴》、《伏羲伏羲》、《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沙狐》、《哦，香雪》、《鞋》、《清水里的刀子》，等等；诗歌有《光的赞歌》、《团泊洼的秋天》、《一月的哀思》、《华南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红纱巾》，等等；散文有《巩乃斯的马》、《总是难忘》、《道士塔》、《我与地坛》，等等；还有《丹心谱》、《于无声处》、《权与法》等剧本。
在这许多作品中，有写伤痕和反思的，有写寻根和历史的，有歌颂祖国和理想的，有写悲壮的知青生活的，有写开拓者、创业者的，有写自强不息、舍己为人的知识分子的，有写农民保留国民性格中美德和弱点的，有写爱情和婚姻相悖的，有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探讨考察人性的，有写生态平衡问题的，等等。的确，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其中的《风景》、《烦恼人生》等新写实小说，在国内文坛有广泛的影响，这些小说展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没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描绘；《北方的河》被称为“心态小说”，以主人公对大河的感情、情绪的发展结构小说，把人生、自然、历史、现实贯穿起来；将自身残疾和人类的困境联系起来的《我与地坛》是散文，也可看成诗、随笔和小说；《致橡树》、《神女峰》等诗歌，不仅具有现代的爱情和人生观念，且吸收了一些象征、隐喻、通感、变形等现代派手法；《蝴蝶》、《春之声》等小说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等等。当然外国读者最为关注的是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发生了什么变化，对形式手法的关注还是次要的。总之，从上面所列译作可以看出：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大大拓展了空间，现实主义深化了，作家敢于面对现实人生，重视描写普通人的命运，创作样式交叠变化，艺术手法大胆革新。
正是因为《中国文学》杂志译载了我国新时期内容真实、异彩纷呈的文学作品，才会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和关注。大概有《爱是不能忘记的》、《沙狐》等一二十篇小说被美国出版的《国际短篇小说选》选载。也有诗和寓言被泰国、俄罗斯等国转译。过去我社几乎历年都有读者来信表示自己喜欢什么作品，遗憾的是手头已无资料可引用。我亲历的两件事或可想见一斑。一件是：印度人读了《中国文学》上译载的《冰着的》、《白沙岛》两首诗后，特意通过印度驻华使馆免费邀请两位作者参加印度诗歌节。另一件是：美国一家庭主妇将《中国文学》上译载的《我感到了阳光》一诗谱成曲，并制成光盘寄到我社来，我社英文专家白霞又把它拿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外播放。
《中国文学》停刊，
多种因素使然
进入21世纪，正当《中国文学》图新图发展时，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了，《中国文学》停刊了。经验教训在哪里？这无非是和政治社会环境、编译人才、出版者素质和出版资金有关，这是一般规律。不过，中国文学出版社也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首先，我所说的政治社会因素，是指包括外国对我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所形成的外部环境制约了中国文学出版社的兴衰成败。20世纪90年代全面实行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增强了生产活力，但它同时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如利润挂帅、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毒害了社会和人的思想，而净化和塑造人类灵魂的文学或有所缺失或被边缘化了。中国文学出版社也难免不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从国际环境来看，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致使《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在欧美地区的发行工作严重受挫。在关键时刻，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必然会发生碰撞。
第二是人才因素，特别是翻译人才因素至关重要。中国文学出版社是专业性很强的出版社，对文学翻译有很高的特殊要求，单位小，但需要“ 藏龙卧虎”。不仅要对外译介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还要译介古代作品，没有中文和外文都过硬的中译外人才，是很难提供为外国读者所欢迎的信、达、雅的文学译品的。幸运的是，中国文学出版社有学贯中西的杨宪益、叶君健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做榜样。叶老是作家，但他为了工作，很难顾及自己的创作。他要终审《中国文学》的中、英、法文稿，除对约稿、编辑写稿仔细修改外，对选译的作品也要作适当的修改，以适合对外的口径。叶老懂十多种文字，年青时就曾将茅盾《春蚕》等作品译介到国外，以中、英、世界语三种文字写作。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将我国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译成英文出版，如果译者没有贯通中西的学问，如何能竣此大工程？可惜的是，像他们两人这样的中西合璧的人才是不多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文学出版社流失了不少人才，退休人员也多了起来。人员虽有出有进，但90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对外出版事业下滑，跟翻译质量不无关系。
还有，领导的水平和对对外宣传如何看，即要不要花钱，都决定着一本对外期刊的命运。
《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中国文学出版社都是金字招牌，丢掉实在可惜。最近，曾任两届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现任中国期刊协会顾问的张伯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中国文学》。他说，对外文局，我是很尊敬的。中国出版业，本质是对外开放的。而最典型就是外文局，它体现了中国出版业对外开放的面貌和使命，它出版的很多杂志、图书在国外有相当的影响，比如我印象最深的《中国文学》，几乎成为国外研究中国汉学、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窗口。
听说“熊猫”丛书已恢复出版，但运作如何？2006年上半年，我还在某私营书店里看到一本盗用中国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书。中国文学出版社被撤销后，中国作家协会就自己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以推动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
今天，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输出中国文学。不过，中国仍需要一个专门对外的文学窗口，不懈地拓展对外的文学编译出版事业，加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文学是深层次的对外传播，是长期积累的过程，气馁不得，也急不得。如果将来某一天，恢复了中国文学出版社，恢复《中国文学》的出版，那肯定是受人欢迎的事。
（本文图片系徐慎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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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邓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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