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评述与建议 聊斋志异英译

　　摘要：根据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1979-2010年间的35篇“聊斋志异英译”的相关文章，从总括性介绍、译者研究、翻译策略、译文赏析或对比、文化研究、语言学视角研究六个分类对重点论文进行了评述，并对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提出了几点问题和建议，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迪。
　　关键词：典籍英译；聊斋志异英译；评述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419文献标识码：Ａ
　　
　　一、《聊斋志异》及其英译本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著作。“聊斋”是他的书斋名，“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指在聊斋中记述奇异的故事。本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它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谈狐仙、鬼妖、人兽，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聊斋志异》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被誉为“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对该作品的翻译一直以来就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之一，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 ［1］ （P409）。自1784年《聊斋志异》被译成日文开始，到20世纪末,它已经有日、英、法、德、俄、韩、意大利、西班牙等20余个外语语种的译文。其中，英语译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到2008年止，《聊斋志异》已有近20个英译版本 ［2］。但到目前为止，《聊斋志异》英译尚无全译本，只有片段译文、节译本和漫画英译本。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始于1842年。早期的译介以在华传教士及外交官的翻译为主。据考证，现在发现的英文《聊斋》研究资料的最早记载是德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在《中国丛报》刊登的关于《聊斋志异》中9个短篇的阐述，称之为“来自聊斋的非凡传奇”（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o Chai）。早期《聊斋》翻译以片段为主，载于杂志、文选中。第一篇《聊斋》单篇译文出现于1848年美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illiams）编著的The 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P.693-694），收入了《种梨》和《骂鸭》两篇英译文 ［3］。
　　目前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三个英译本: 1880年，伦敦的Thos.de la Rue出版了翟理斯英译的两卷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以下简称翟译本）。这是《聊斋志异》最早的英译本，含有164篇《聊斋志异》故事。该译本译文清晰、优美，但有许多误译的地方，书中有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注释，译者对许多自认为无趣和不纯洁的地方作了删减和改写。该译本是英语世界里影响最大的《聊斋志异》节译本 ［5］。另一译本除个别篇目外，均为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名为Selected Tales from Liao Zhai（简称杨译本） ［3］，含有17篇《聊斋志异》故事译文，译者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译文忠实通顺 ［4］。第三个译本为198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汉学家梅丹理（Denis C. Mair）和梅维恒（Victor H.Mair）翻译的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蛳tudio（简称马尔译本），选译了51篇《聊斋志异》故事，梅丹理和梅维恒精通汉语，因此翻译过程中理解准确、表达地道，翻译时强调传递中国的文化，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 ［4］。
　　此外，198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卢允中、陈体芳、杨立义、杨之宏翻译的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选译了50篇《聊斋志异》故事（简称港译本）。6年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译本的修订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34篇。译者强调忠于原文、传达出原文精神，对原文没做任何删减。《聊斋志异》的最新译本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出生于英国的澳大利亚的闵福德（John Minford）历时14年，翻译出版了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闵福德的译本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选译了104个故事 ［3］。
　　
　　二、《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现状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喜爱。但是针对《聊斋志异》英译本所做的专门研究却极为有限。“国外《聊斋志异》英译专门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国内此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很多。” ［2］本世纪以前，国内学者对《聊斋志异》英译研究关注和重视不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典籍对外传播需求的增长，相关研究逐渐增多，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学位论文，以《聊斋志异》为题材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都有所增加。
　　为较为全面地了解和分析《聊斋志异》在国内英译研究的现状，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跨库初级检索中，以1979-2010为时间范围，搜索全文“聊斋志异 翻译”，检索到相关学术期刊论文及会议论文46篇，除去其中的俄译和日本研究等非英译研究和并非以《聊斋志异》为主体的研究，选择到相关英译研究28篇；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到与《聊斋志异》英译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及硕士论文19篇，除去其中重复的期刊论文，两者共有35篇文章 ① 。其中包括：硕士论文12篇，学术期刊论文22篇和论文集收入论文1篇。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见表1。
　　表1 《聊斋志异》英译研究论文历年发表数量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21世纪前针对《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只有1998年的一篇，这距最早的1906年翟理斯的节译本出版已有几十年的空白，距离另一影响较大的马尔兄弟的译本也有接近10年的时间，可见相关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关注及重视明显不够。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3年及2008年至今，国内对《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才逐渐增加。
　　
　　三、分类研究
　　
　　根据相关论文内容，本文将搜索到的35篇文章分为6类 ① ，并对重点文章加以介绍和评析，旨在更好地了解目前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的现状以及发现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期能对相关学者未来在《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上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详细论文分类统计见表2。
　　表2《聊斋志异》英译研究论文分类表
　　在研究范围内的35篇《聊斋志异》英译研究论文中，将其中关于研究综述、英译概述及译介述评的归于总括性介绍这一类。共有8篇，占全部论文的23%。
　　吴九成对《聊斋志异》在海外港台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指出，“就国内而言，阅读、出版和研究《聊斋志异》，已成为当今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化现象。”“《聊斋》不仅在国内拥有一代又一代广大的读者，在海外也久负盛名，受到广泛欢迎。”他认为，除了对《聊斋》作美学研究外，海外还对它作了一些中西方比较文学和接受心理学的研究。“多年来，内地学者多习惯于从一般社会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聊斋》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只是从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6］
　　何敏从片段译文和节译文两方面及文化接受国译者译本和文化输出国译者译本两个角度，对1842年以来《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重要译者及优秀译本进行介绍，梳理了《聊斋志异》英译的发展过程。本文在结语中提到，“《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已历经160年，一步步进入跨越时代、跨越地理、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英语语境，不同的文化背景、审美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无不在各种译文之中打上各自的烙印。在这个过程中，《聊斋》经受着种种解读，其中不乏误解，甚至曲解。” ［3］何敏对于《聊斋志异》的译介述评，材料翔实，梳理系统，基本囊括了英语世界的重要译者及优秀译本，对于国内学者了解《聊斋志异》的英译历史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李海军是国内目前对《聊斋志异》英译概况研究较多的学者。他撰文尝试从零散译文、节（全）译本和漫画（连环画）译本三个方面对《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作一番历时的梳理，“到目前为止，已有近50名不同的译者翻译的100余篇《聊斋志异》的零散译文和近20个《聊斋志异》节译本。译者来自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别、他们操不同的职业、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研究《聊斋志异》英译的课题。” ［4］李海军的历时梳理，资料翔实，条理清晰，而且概要介绍了《聊斋志异》漫画英译本，但是并未指出各译本的不足之处。他同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从《聊斋志异》英译历史研究、译本个案研究、译本比较研究三方面对国内英译研究进行了概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聊斋志异》英译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译界对此方面有兴趣的人士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加大这方面研究的力度。”
　　2、译者研究
　　近年来，随着翻译界兴起的“文化转向”，译者成为研究热点之一。针对《聊斋志异》的译者研究也是如此。
　　任秋红通过对《聊斋志异》三个译本内容、语言和风格的分析研究，指出了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重要影响。“译者受各自文化身份的影响，在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语言的自如运用和传达原文风格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7］咸慧从三个不同角度对翟理斯《聊斋志异》的译本做出分析，包括译者在选材、命名上的斟酌，在文本与元文本方面的特色及对某几类特定文化信息的传递，并侧重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决定是出于哪些因素的考虑 ［8］。
　　朱瑞君以乔治斯坦纳在哲学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为指导，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翟理斯《聊斋》译本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长久以来，翟理斯所译《聊斋》一直由于其在翻译中的创新和改动而备受争议。”而译者主体性理论也恰好为翟理斯译作中的“不忠实”之处提供了合理的解释。通过研究表明，“翟译《聊斋》在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风俗，意识形态以及保存原文的异国风韵上更胜于其他译本。”“当译者把自己看作目标文本的创作者而非原文本的模仿者时，其译作往往会取得成功。事实上翟理斯译本的成功正在于其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 ［9］朱瑞君2009年发表的同主题期刊论文再次简明地论证了她的观点［10］。近年来，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兴起，从这一角度对《聊斋志异》英译进行研究具备一定的独特性，颇具借鉴意义。
　　3、翻译策略
　　目前，针对《聊斋志异》英译翻译策略的研究数目较多，在本文研究的35篇论文中有9篇，所占比例为26%。
　　尚延延通过分析《聊斋志异》中文化差异的英译，验证了文本类型理论在表达功能文本翻译上的可行性，并总结出四条选择翻译策略的原则。认为“具体在表达功能文本中，语义式翻译（本文归结为异化翻译策略）应占主导”。［11］
　　刘语天发现，在《聊斋》英译本中，译者对于蒲松龄独特的文言句式的把握还存在一定偏颇，从三种文言特殊句式――极短句、四字句和流水句入手，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探求了《聊斋志异》特殊句式的翻译策略。文章指出，“特殊句式的总体翻译策略是：以功能主义为出发点，确定译者的翻译目的，针对不同的句式需要，采取或阻抗式、或连贯原则为主的具体操作方法，从而优化《聊斋志异》中特殊文言句式的翻译策略。” ［12］
　　陈振霞认为，马尔的《聊斋》译本“全面考虑源语文本的特有风采及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努力寻求忠实再现原文与充分尊重读者之间的平衡，虽然严谨地探究了《聊斋志异》中晦涩的古文用语，但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及汉语句型表达的了解有限……译本仍存在着错译、逐字翻译等不足之处。” ［13］文章从宗教与中国民俗文化等角度剖析译文，并探讨了采用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策略翻译宗教负载词的得与失。
　　4、译文赏析和对比研究
　　针对《聊斋志异》单个译本的赏析或多个译本对比研究被划分为这一类。
　　董艳以翟理斯和马尔英译本为素材，从两个译本的故事场景尤其是仙境、梦境和夜晚这三个意象入手，深入探讨了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译者在处理东方的经典著作时所施加的不可抵制的隐形影响；比较两个译本叙事模式上翻译策略的差异；对比分析了两个译本中有关传统文化信息的错误传译，尤其是在从宗教概念的误置，文化概念内涵的遗失，词汇层面翻译中的文化意象的偏离为出发点，全面探求了译者在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中所展现出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14］。
　　李海军等分析了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指出翟理斯在自己编撰的、在英语世界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学史》里用大量篇幅对《聊斋志异》进行了介绍，这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极大地推动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 ［15］。
　　5、文化研究
　　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加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的本质。把《聊斋志异》中的文化信息准确而又完整地传递出来，无疑是翻译传情达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从文化角度探讨《聊斋志异》英译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国强从对比喻句中文化意象的传译、典故神话习俗宗教等的传译和民族特有事物的传译这三个方面对英译本《聊斋志异选》进行分析，探讨了书中体现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及译者的处理方法，指出“归化”和“异化”二者是互补的，在跨文化翻译中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16］。
　　曾�颖文章从目的语文化角度分析了赞助者的意识形态、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重写译文的。认为翟理斯在翻译《聊斋》时“做了大量的变动，作者的写作原意已经无处可见，但是分析当时的英国、英文读者和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这些改动却是合理的，是三种意识形态的合力的必然结果；而从译者的角度来说，为了让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被接受，译者按照当时的需要对译文作了必要的改动。” ［17］曾�颖在2010年发表的期刊论文上再次从文化角度，根据列弗维尔的理论，从译者对于“异史氏曰”的处理，找出在其背后操纵的各种意识形态 ［18］。
　　6、语言学视角的研究
　　翻译学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翻译学要依仗语言学等其他学科使自己科学化。近年来，从语言学视角，包括语义学、语用学等角度对《聊斋志异》英译进行研究的论文也时有所见。
　　赵春燕指出，语言学界有一种对某一特定语种与其他语种在本质、要素、系统、结构和功能等方面作通体的对比观照的语言异质观。作者从古汉语与现代英语的语言异质性为起点，探讨了以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古汉语在各译本翻译过程中被处理的情况，深入探讨了古汉语与英语词汇在系统、结构、功能和语义，词义辨析以及对词义有重大影响的语境等方面的异质性研究 ［19］。
　　余欢以语用综论观中的动态顺应论为基础，将《聊斋志异》英译本中一部争议较大的译作――翟理斯的英译本与另外两部主要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了这三部译本的不同及差异产生的原因，试图对翟理斯的译本做出新的评价。并通过分析得出复译的必要性，文学翻译无定本，翻译标准应该被不断的重新阐释以顺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交际目的 ［20］。
　　
　　四、对《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的建议
　　
　　纵观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以上6大类的英译研究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仍需更多学者们进行更深入和系统性的研究。兹提出以下几点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聊斋志异》英译至今尚无全译本。现有的译本“全部为节译、编译、转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种：为了与英语世界国家的文化习惯、风俗相一致，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为了便于《聊斋》的传播，为了道德、政治观点的不同，或者单纯仅仅因为翻译力量不足，等等，译者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篇章进行翻译。” ［3］希望译界对此感兴趣的相关学者积极行动起来，我们期待着《聊斋》英译全译本的出现和包括《聊斋》在内的典籍英译的新发展，以此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2）英译版本选择较为单一。目前，“《聊斋志异》已有近20个英译版本” ［2］，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就译本选择方面来看，多数的论文所选择或者侧重探讨的是翟里斯、马尔和杨宪益夫妇的这三个译本，很少有论文涉及到最新的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的闵福德译本。在笔者收集到的35篇论文中，除去总括性研究和不涉及译本研究的论文，其余23篇论文所选译本情况统计如表3。
　　翻译在不断进步，新的译本不断出现，翻译理论也不断更新，所以结合更多的译本，尤其是较新的译本来进行分析讨论，指出其优缺点和不足之处，无疑更具说服力。
　　（3）研究深度有待提高。目前多数论文主要集中在比较宏观和笼统的翻译策略选择和中西语言文化差异的比较上。“这些较为笼统的翻译难点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的文学作品翻译，因此缺乏一定的针对性。论文作者们在意识到《聊斋》翻译的问题后，有时未能提出更具体的应对策略，指导作用不够突出。要真正找到《聊斋》英译问题的切入点，首先就应该对《聊斋志异》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有深刻的认识，从原文入手找到其独特性以及翻译中可能存在的难点，然后才有可能找到突破口，而不是泛泛地探讨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 ［12］
　　（4）研究广度有待拓宽，采用多学科视角对《聊斋》英译进行探讨。“100多年来，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类型的译者对它做过译介。这些译者对《聊斋志异》有着不同的理解、怀着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篇章、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研究《聊斋志异》英译的课题，能够让我们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它的译介进行探讨。” ［2］因此需要运用更多的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的相关理论，但在上文划分的6类论文中，语言学视角的仅有两篇，文学视角的相关英译分析几乎没有，翻译学领域的很多理论如解构主义、关联理论、认知理论等都尚未用来分析《聊斋》的英译本。另外，可以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汉学家对《聊斋志异》的研究成果，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其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灵感和研究角度。
　　（5）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聊斋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亟需面对、亟待开拓的重大课题。例如，《聊斋志异》版本数字化，建立《聊斋志异》数据库；文本和图像的检索；评语的汇集和研究” ［2］，建立《聊斋志异》英汉平行语料库等。
　　（6）以学术会议为平台，加强国内外《聊斋志异》英译的学术交流。“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工作环境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由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不同，外国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往往与中国学者颇有差异，也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21］同时开展对英语国家读者的《聊斋志异》版本接受度调查，研究其对英语国家文学作品的影响，以便进一步推进《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总之，随着国内外中国古典文学译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必将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这需要中外广大学者提高对《聊斋》英译的重视程度，通力合作，以此推动中国典籍英译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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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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