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摘要：马克思的思想不仅超越了他以前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而且超越了作为形而上学的整个西方传统哲学，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性质。这一革命造成两个相关联的重要结果：哲学的终结以及哲学和具体科学的融合。这决定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深入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全面借鉴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具体科学的重大研究成果和方法，实现跨学科的交叉融合。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跨学科整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126－07
　　
　　“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中国学术界常问常新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经过了几次大的转换，每次转换完成之后形成的新范式或多或少会对“马克思哲学革命”进行新的认识或定位。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革命”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转换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前提。然而，依笔者看来，恰恰相反地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转换的切入点，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生成的理论出发点。国内学界颠倒了“马克思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转换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虽然学界经常提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问题，却不能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特别是它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由此导致这个问题常问常新。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和廓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性质，然后再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新的定位。
　　
　　一、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重新理解
　　
　　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吴晓明曾经总结过：“在创始者去世之后，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做出过重要阐述并且产生持久影响的观点，大体上有两类：即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为代表的一个路向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领袖为代表的另一个路向。而这两个路向都未曾真正脱离近代形而上学或近代哲学的框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意味着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认识实际上远未达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实结果，马克思及其思想仍然被归结到西方传统哲学的范畴之内。但是笔者以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使马克思思想已经跃出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这就是说，马克思不仅对他以前的哲学实现了超越，而且也对包含他之后的哲学在内的整个哲学实现了超越。通过这一场思想革命，马克思思想已经不能归属于既有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呢?
　　在马克思的时代语境中，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20世纪的海德格尔也看到了欧洲传统哲学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对此，海德格尔在晚年的演讲论文中对形而上学做了结论性的断言：“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马克思和尼采正是终结形而上学的关键人物：“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无论说人们现在如何努力尝试哲学思维，这种思维也只能达到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
　　如何理解这种所谓“颠倒”呢?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寻求对世界本原的一种认识与解释方式，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而这个纯粹理论化的世界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个完全孤立在人的头脑中的世界成为形而上学的基本“世界观”，它是纯粹思辨的、脱离实际的。这个意思，马克思在评价17、18世纪的形而上学的时候曾表述过：“17世纪的形而上学(想想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还是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消失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现在，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这段话一方面肯定了17世纪的形而上学，就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联系而言；另一方面，否定了18世纪的形而上学，就它完全脱离了现实而言。这里的实证科学，当然是指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具体科学。马克思暗示，他们曾经属于形而上学，并使形而上学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具体科学纷纷从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形而上学就失去了生命力了。马克思看到了那个形而上学构想出来的理论世界的空虚，而更加关心那个真实的、直接呈现在人的眼前的、活生生的世界，并且把现实世界置于理论世界的前提上。所以，海德格尔说马克思颠倒了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反过来把理论世界置于现实世界之前。
　　然而，遗憾地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革命性的扬弃，在海德格尔看来竟然还是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思想窠臼。他的理由就是，对一个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基于一种区分，即真实存在的东西与相比之下构成非真实存在者的东西之间的区分。对于形而上学之本质来说，关键却并不在于：这里所谓的区分表现为超感性与感性的对立，而倒是在于，这种区分在某种分裂意义上始终都是第一性的和基本的。”因而，既使把感性与超感性世界颠倒过来，那种感性与超感性世界的对立只要依然存在，从而那种形而上学的根深蒂固的区分就依然存在，结果也就始终没有跳出形而上学。马克思虽然把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颠倒了，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形而上学式的区分，因此马克思最终没有超出形而上学。这样，海德格尔仍然把马克思放在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坐标系里面。所以，毫不奇怪，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这样的评价：“马克思和尼采没有越出近代哲学的轨道。”
　　对于海德格尔的这个观点笔者不能同意，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前提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在马克思这里并不存在所谓两个世界――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或者理论与现实的绝对区分，恰恰相反地是，马克思主张二者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达成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与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乃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的这层思想深意学界早已有共识，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苛求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似乎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应该是全盘超越和彻底抛弃，那样才能体现出自己思想的非形而上学性。这是对“超越”的片面理解。根据思想发展的规律，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位思想家把 前人全部推翻，然后再从零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在黑格尔看来，真理是一个大全，是整个思想发展过程的结果，是新的更加合理的哲学体系取代旧的哲学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更新的逻辑基础和方法论前提就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形而上学，其中最直接地是马克思通过批判继承了作为形而上学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实现的。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的。实际上，海德格尔也不主张完全抛弃形而上学，他曾经宣称，迄今为止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努力并不白费，提出“克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之克服只有根据形而上学本身以一种仿佛通过它自身对它自身的超出的方式才能得到设想。在此情形下，关于形而上学之形而上学的谈论就有其道理了。”海德格尔在此提出的主张是在不抛弃形而上学的前提下超越形而上学，这实际上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思想特征是一致的。
　　总的来看，我们说马克思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在马克思扬弃了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的。尽管海德格尔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估计有失偏颇，但他还是意识到了其中蕴含的重大意义。通过海德格尔我们发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引发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作为哲学终结这一事件的主角之一，“革了哲学的命”。尽管马克思也谈论“新哲学”，但是这种新哲学已经把自己推向了包含政治经济学等维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一性质，恩格斯也早已有深刻的觉知：“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需要指出地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一基本性质的认识，国内学界长期以来是认识不足的。学界更多强调了马克思对于以往哲学的超越，忽略了马克思对于整个哲学本身的超越。同时可能受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传统教科书理论的影响，对以往哲学性质的认识，学界始终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个视角。这严重影响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全面认识。直到以下几篇论文的出现，这种情况才有了一些改观。叶险明首次提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个命题，同时认为：“马克思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点就在于它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王晓升则研究了马克思在形而上学领域引发的革命，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是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马俊峰则明确说过：马克思创立的这种新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结果：
　　哲学融入具体科学
　　
　　在重新认识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引发的“哲学的终结”这一重要结果之后，笔者要提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另一重要结果：马克思对于整个哲学的超越必然使其思想与具体科学更加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得马克思的“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是休戚与共的。哲学终结之后，走向与具体科学的融合。实际上，在西方思想的源头处，哲学和具体科学本来就难解难分，二者是同时诞生和发展的。这样看来，马克思哲学革命在超越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同时，又延续了西方哲学源头处的思想发展轨迹。这种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继承式超越”，再次印证了上文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思想特征”的论述。接下来，我们通过解析古希腊思想中涉及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发展历程，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这个思想特征。
　　希腊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学界一般称为“自然哲学”。这一时期的希腊思想都在讨论“physis”。陈春文对“physis”做了如下考辨：“physis”的本意是涌动、涌现、呈现。如果它聚集地涌现，它就表现为逻各斯(希腊文即logos)；如果它以运动或动因的方式涌现，它就表现为物理学(希腊文即physik)。逻各斯是希腊人寻求运动不止的自然中之不变的东西的结果，这个东西不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可感的东西，而是深藏于自然背后的东西、一个看不见但支配着可见事物的东西。由于它的不变，它是可以定义的。这个东西在巴门尼德那里被明确化为“是者”；物理学是希腊人试图把握运动本身的一个结果。那个变化背后之不变的东西固然重要，然而变化本身同样值得关注，对自然本身的研究同样重要。变化中的事物总是既是它自己，又同时不是它自己，因而可以说是既存在又不存在。因而物理学专注的对象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存在者。希腊人通过逻各斯研究不运动的是者，通过物理学研究瞬息万变的存在者。这两条思想道路在赫拉克利特这里首先奠定了基础。他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或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赫拉克利特要求人们首先要看到世界无时不刻不处于变化之中，同时，这个世界的变化也是有“分寸”的，这种“分寸”贯穿在变化过程中，支配着变化过程。因此一方面，赫拉克利特要求人们确立对日常变化本身的经验，或者说对运动本身的经验，这将是一条物理学之路。另一方面，“自然喜欢躲藏起来。”人们要发现那隐藏起来的“physis”，这实际上是追索那不变的自然本性并对它有所认识，这就是逻各斯之路。
　　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从学科的角度全面深化了这两条道路的联系，创建了物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体系。这两条路线的天然联系就在于，是在不变中把握变化呢，还是通过变化推导不变?后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柏拉图的理念论走向了第一条道路，结果陷入了重重困难；亚里士多德在批判他老师的理念论时指出，理念本身不变不动，无法解释个别事物的运动与变化。我们无法从不变出发推导运动与变化，但是反过来，我们却可以从运动与变化出发推导不变与不动。亚里士多德用实体的等级概念取代了理念的分有论，在此基础上证明了第二条思想道路的现实性。他的证明从对运动的界定开始：运动是一切质料被赋予一种它尚未具备的潜在形式，使其潜能变为现实的过程。具体实体都是运动的，这乃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事实。具体实体是怎样运动的呢?或者说，是谁赋予了质料以形式，使其潜能变为现实呢?换句话说，具体实体的形式与现实从何而来呢?显然不是来自于自身，因为如果来于自身，任何事物都是孤立地，与周围事物没有任何关系和作用，这不符合事实；也不是来自于比自己等级低的实体，因为等级低的实体包含的形式和 现实性更少，不可能赋予比它高的实体以等量的形式和现实性。那么，该实体的形式和现实性只能来自于比自己等级更高的实体的形式和现实。也就是说，如果某具体实体的形式和现实性是被比自己等级更高的实体的形式和现实性赋予的，相当于说，该具体实体的运动是被比它等级更高的实体所推动。如此类推，但不会推至无穷，一定会推出一个完全不包含质料和潜能，只包含形式和现实的最高等级的实体，即纯形式和纯现实，它是第一推动者，或者说原动者。为什么这个类推不能推至无穷呢?因为如果推到无穷，那就没有第一推动者，没有第一推动者，就没有第二推动者，如此类推回来，直到推出最初运动的事物不存在，这与这个证明系列的已知条件相矛盾。根据反证法，这是不成立的。这个第一推动者被称为“神”。由于“神”不包含任何现实，因而对它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现实性”，只能是纯粹的思想，这个思想并因其纯粹而自由。在这个层次上的思想显然已经超越了物理学，于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推出了一门新的学说――“metalphysik”(后物理，现在通译为“形而上学”)，并把它作为“第一哲学”。
　　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合拢了始自赫拉克利特的两条思想路线。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巴门尼德的“圆满真理”，到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希腊思想超出了对自然本身的思维，走向了一条超越可感世界的哲学之路。这条路至少延伸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德里达把它概括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者在场的形而上学。从赫拉克利特每天常新的太阳，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希腊思想紧紧依偎在自然的怀抱里，希腊人惊讶于宇宙的“日新之化”，试图建立对这种变化本身的经验。这是一条具体的经验科学之路。从对宇宙的惊讶开始，希腊人在经验科学这里执著于确立对自然本身的经验，在哲学这里又把思想延伸到了自然之外。亚里士多德把这两条路线汇聚在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在这个体系内部明确了各学科的界限，成为第一个集科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思想家。
　　这样看来，哲学成为具体科学的基础，形而上学成为一切科学的女王，这是近代形而上学获得统治地位时形成的话语霸权，它忽略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原始关联。从源头上看，哲学与具体科学这两条思想道路是不能割裂开来的。没有对具体科学的理解和反思，是无法上升到哲学学科的创建的。哲学毕竟是“后物理”。康德看到了作为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脱离经验世界的弊端，努力改造形而上学，其目标就是让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回到经验科学的维度上来。康德论证了这才是形而上学作为知识论的合法性所在。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于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首先，哲学必须建立在具体科学的基础上才能获得长足发展。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指出了与17世纪的形而上学相比，18世纪形而上学之所以脱离现实而失去生命力，就是因为形而上学没有守住具体科学与自身的紧密联系。恩格斯则指明了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具体科学对于发展马克思的新哲学的重大意义，用恩格斯的话来概括就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另一方面，哲学对于具体科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说过：“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而同时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综上所述，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来看，马克思哲学革命虽然使马克思的思想超越了传统哲学，然而又不是使它跑到了虚无缥缈的地方，而是接续了哲学源头处的思想发展规律，从而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建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原始关联。黑格尔曾经认为，哲学从哪里开始，最后应该也回到哪里。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只不过当哲学回到这个起点的时候，哲学思想包含了更丰富的精神内容。这使我们更加坚信，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深刻的思想史根据。
　　
　　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方法的反思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重新反思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笔者以为，这个研究方法必须是跨学科的对话与整合，即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必须与其它学科展开充分的交叉融合，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对此，衣俊卿也认为有必要“建立起哲学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同盟和有机联系”；孙麾则认为“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哲学完整的结合在一起，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基本框架”。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转向跨学科的研究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两点理由。
　　第一，这是我们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所得到的必然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实际上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把包括具体科学在内的人类时代精神的精华包含在了自身之内。笔者以为在马克思引发的这种哲学革命的本质中，确实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叶险明所说的“文化逻辑”，即马克思哲学绝不是纯粹哲学，而是时代的文化精神的精华。考虑到这样一种文化逻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是“纯哲学”的(特别是在哲学的传统意义上)，而应该是跨学科的。事实上，按照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方法，马克思哲学是无法归入任何一门“一级学科”的，它不仅涉及哲学，还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这些“一级学科”中的任何一门乃至几门都不能涵盖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遗憾地是，长期以来一级学科无法涵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被作为“二级学科”分别划入哲学、法学等门类下。直到2005年，教育部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一个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建制才得以建立。笔者认为对一个跨学科的思想体系，只能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这本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第二，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如此显明的一个研究方法，学术界长期以来未给予足够重视。比如“回到文本”、“以西解马”等研究进路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分割在某个学科领域，无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跨学科融合。不止如此，各个具体学科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存在学科壁垒，不管这种壁垒的产生的原因如何，如果任由这种壁垒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会止步不前。
　　其次，我们应该如何展开跨学科的研究呢?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恰当关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在更加宽广的视野内借助具体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笔者以为，我们不仅要在人文科学领域实现跨学科整合，同时必须参阅和借鉴自然科学的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当时自然科学的优秀成果进行过深入钻研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这样才完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创造。当前学术界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重要历史经验，学者们偏安于自己的学科一隅，无视别的学科特 别是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这样很难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相应革新。
　　值得注意地是，在以往的研究历史中，学界犯过矫枉过正的错误。实际上以前的研究进路也曾经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比如教科书模式的研究进路全面论证过这个问题，只是其中产生了很大偏差，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夸大了，甚至推到极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完全取代了具体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比如过去一些文史哲思想史著作，被编成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八股文：在思想内容上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大原则对各种思潮进行普洛克拉斯式的剪裁取舍，在表达方式上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术语替换思想家自己的文本叙述。后来，学术界认识到教科书模式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弊端并且“拨乱反正”，结果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基本取消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几乎被学界遗忘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结合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必须转向跨学科的整合，那么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恰当联系就是实现这种整合的基本内容。
　　第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冲破中国哲学的强势话语权的笼罩，“站在中国以外的立场”(叶险明语)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学界对于西方中心论已有一些批判；但是正如叶险明等学者指出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其所倚赖的主要学科力量，甚至把中国文化拔高在世界文化的中心位置。由此导致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借助的学科领域基本上限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尚未扩展到更广泛的具体科学和文化领域。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身处全球化的中国当代现实结合起来，但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二者不能混淆。
　　最后，跨学科的研究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笔者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跨学科整合的最重要的理论价值表现在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回应当今时代提出的问题并解答这些问题。这仅仅靠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具体科学的现实成果并加以批判吸收。同时考虑到当今时代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密，如果不借助具体科学，我们很难对那些重大的时代课题展开卓有成效的理论分析。
　　第二，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已有的研究范式的升华和理论创新。比如问题式研究进路主张抓住当今时代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展开攻关，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而当代具体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积累，恰好在二者之间搭起了一个重要的桥梁。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全面渗透在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责任编辑：月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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