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视角下的《大公报》白话文与清末的开民智】 清末白话文小说

　　摘要：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开民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大公报》为实现“开风气，牖民智”的办报宗旨，针对普通民众或大众的知识特点，开设“附件”专栏，刊登白话文，阐发浅显易懂的道理。《大公报》白话文中有很多反映爱德、合群、爱国的资料，指出民众没有爱德使得国家积弱积贫，揭露和批判了私德，主张培养民众的爱德心；分析了不合群的危害、合群的有利因素，探讨了民众爱国心缺失的原因，强调教习和报馆在唤起民众爱国心方面责任重大。这是从思想领域即国民性角度对普通民众的开民智，展示了《大公报》白话文独特的媒介作用。《大公报》大力宣传爱国救国的思想。尤其是运用白话文开民智的具体行动，将爱国的宣传通俗化、大众化也显得尤为难得，应当提炼和总结隐含于其中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贡献智慧。
　　关键词：清末；大公报；开民智；白话文；媒体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110-05
　　
　　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重要的媒体。该报创刊中即强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体现了《大公报》特殊的办报理念。西方传播学者与社会学者认为，“无论承认与否，每家报纸都有自己的政策原则”，“新闻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关于倾向性的声明”。笔者在翻阅和仔细检视《大公报》时发现，为了实现办报理念，针对普通民众或大众的知识特点，该报自创刊起就开设“附件”专栏，刊登白话文，就社会上或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阐发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达到“化俗美意”的目的[3]。这一方面表明《大公报》刊登的白话文，是把普通民众作为开民智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说明《大公报》中开民智的白话文资料非常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文本基础。从群体规模或知识程度来看，清末社会开民智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毕竟他们“字不皆能识，书不尽能读，故虽有著书立说者，奈开卷而不解”，采用白话文则“俾粗识字者，皆得从此而知政要，庶不致再如睡梦矣”，“是以知白话文之最足开人智也”。可见，用白话文“开民智”主要是“用其方便，重其效果”。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向民众倡导公德、合群、爱国成为知识分子和报人的责任。媒体是如何关注和回应“第一急务”的则非常值得探讨。因此，本文从媒体的角度，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大公报》白话文作为主要分析文本，结合历史语境，以普通民众为关注对象，解读《大公报》白话文在宣传爱德、合群、爱国，即从思想意识领域或国民性改造方面，如何体现媒体价值取向，如何运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开民智，以展现媒体的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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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尝言：“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6](P12)在他眼里，私德有助于个人的完善，公德有助于群体的凝聚力。这一“基本的道德观既是集体主义的，也是进化的”。但中国传统社会偏重私德，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文化经典，“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长期受其影响，民众“不复知公德为何物”，“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在社会和国家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为改变对私德的偏重，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因而，清末知识分子将唤起民众的公德心作为开民智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的报人们在所刊出的白话文中没有用“公德”，而是用“爱德”。何谓爱德?“人有爱德，就是大公的心”，也就是“推己及人，爱人如己”。“大公之心”是《大公报》倡导的国民精神之魂。故此，笔者以为《大公报》强调的“爱德”和梁启超倡导的“公德”实有相通之处。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切要求广大民众觉醒起来，投身于强国保种的斗争中，无奈民众缺乏甚至没有爱德之心。《大公报》的报人们大声疾呼：“如今中国世道人心，败坏到这步天地，那里头的缘故……就是无爱德三个字。”这一认识较为准确，得到其他媒体的呼应：中国“积萎不振，日渐衰弱者，此何故哉?日：国民无公德故”。因此，《大公报》强调必须唤起民众的爱德心，“这个爱德，是我们中国如今最缺少的一样要紧事情”。
　　革命志士陈天华指出中国人不讲公德的危害：“我们中国到这个地步，岂不是大家都不讲公德，只图私利吗?…，，若是大家都讲公德，凡公共的事件，尽心去做，别人固然有益，你也是有益……外国的人，没有一个不讲公德的，所以强盛得很……若还不讲公德，只讲自私，不要他人来灭，恐怕自己也要灭的。”这一中外对比既说明不讲公德的危害之大，也表明西方人很讲公德、中国人没有公德的巨大差别。《大公报》上刊载的白话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家人没爱德，就不成一个家；一国人没爱德，就不成一个国。”这就表明“救中国，必先培养国民的公德”。
　　中国人为什么缺少爱德?《大公报》的白话文针对不同人群从不同的层面加以阐释。从“富人”来看，有些富人具有爱德之心，想为社会做些善事，但由于他人的无爱德并从中阻碍，结果“把有志气的人，都弄灰心了，谁也不敢自寻烦恼”，于是爱德心慢慢消隐。从“高明人”来说，谈论的是安邦治国、变法自强的大事，认为“大人不亲细事，大家不拘小节”，不愿在小事中显示爱德之心，但“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小事作不好，大事能作好了的”。而“平常人”，多有观望和从众心理，认为做了善事会被认为“不是沽名钓誉，就是假公济私，私图肥己”，结果白费了精神，耽误了功夫，还会受到讥笑，因而“平常人”难以讲爱德。从不同人群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无爱德的原因，可谓《大公报》白话文的创见。尽管这些阐释欠缺理论深度，难免有不太准确之处，但作为报刊媒体，特别是运用白话文的方式，针对受众的知识层次而给以相应的解释也是应该肯定的。总体来说，《大公报》用白话文所作的阐释似乎有些不够深入，但正是这些浅显、通俗的白话文字，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阅读和理解，更能够启发、引导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发挥开民智的作用。
　　《大公报》在提倡爱德的同时，还批判了中国人的自私自利，对私德展开了集中揭露和驳斥。有文章指出：“中国人大坏处，就是自私自利。”人一旦有了私利，就会虚假、漂浮，“虚假是万靠不住的，只可以骗得一时，骗得一处，万不能长久”，却对个人和国家祸害无穷。“世界上的真理，除了真诚，没有站得长久的。”因此，真诚是爱德的基础，需要摒弃“小小的一个平民，那里有这个权衡力量”的想法，人人要讲爱德、讲志气。同样，“人人做事要想与大家有益处，自然也就与自家有益处了”。建立在真诚的爱德基础之上，人人觉醒后才会想方设法挽救国家，因此需要培养民众的爱德之心。“今欲培养国民之公德，必先自改良教育始。”不过，《大公报》的白话文对于如 何培养民众的爱德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宣传，这未尝不是缺憾。然而，《大公报》的报人们已经意识到单靠民众个人的力量挽救民族危亡是不能改变大局的，还需要众人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即合群，方可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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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一篇白话文指出：“若是没有真爱德，万不能合群，不能合群，万不能强盛。”[15]这是对爱德与合群关系的阐述，表明合群应建立在爱德的基础之上。清末“群”的概念主要经严复的译介而流行，但梁启超对其更广泛传播贡献甚大。他在早期的改良主义文章中，使用“群”的概念相当突出。到1902年，梁启超所强调的“合群”，是指团结一致的协作精神，“群”指一个近代国家的公民对他的同胞怀有一种强烈的团结感，以及具有与他们组织公民社团的能力。因而，“群”对梁启超来说已确指为民族国家的思想。
　　《大公报》对合群的倡导是要民众团结起来，达到群策群力、救国、强国目的，强调“合群是强国保种的第一关”，故而不断地“劝中国人合群保国”。从其重要性来看，合群使开民智又跃上一个新层面。
　　梁启超从物竞天择的公理出发，认为越能合群，国家则越强大，越能战胜敌人。中国许多事情往往半途而废，主要在于各怀私心、不能合群。中国的不发达是因“一乡一国，一村一国，十家、十数家又各成一国，乃至四万万人不能一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洋这些年里，作出来许多的大事，那一件不是因为合群的力量”。透过中外比较发现差距，启发民众认清中国弱、西方强的原因所在，激励民众“合群力以图事，何事不成，合群力以御侮，谁敢侮之”。因此民众应当“发大誓愿，结大团体，洗大耻辱，高竖独立之旗，激发爱国之心……群策群力，以图进步”。
　　尽管民众不合群是导致国家面临危亡的重要原因，但《大公报》的报人通过仔细分析，认为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合群的有利因素：第一，“人还有耻”。民众虽然不甚讲究廉耻，然而十个人总有四五个是知耻的。若要真心救国，就当尽快拿出公心，设法合群尚可挽救危局。一旦四万万人都失去廉耻，整顿和挽回大局将会困难之至，因而“耻心尚在的机会莫错过”。第二，“有报馆”。近代以来，报馆成为一个公众的领域，可以集聚众人的聪明才智，“最是合群保种的一件好兵器”。虽然国家处于危局但仍未灭亡，报馆的公道还在，透过报刊媒体所传播的一些合理、正确的计策和建议，可以为官府提供参考，如果能够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不失为一种集思广益的好渠道。若是主权全部丧失，报馆必将沦为外国人的工具，因此“报馆的机会莫错过”。第三，“利权未尽失”。虽然中外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特别是19世纪末的瓜分狂潮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种种利权，但国家并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然而，“中国的毛病，就是个事事是两截儿的”，彼此存在分歧和斗争，弄得国家如同一盘散沙。因而全国的民众应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形成合群，才可以达到保国强种的目的，“这是利权未尽失的机会”。
　　既然合群存在一线希望，如何抓住机会、如何合群就显得非常关键，《大公报》借助白话文所宣导的一些思想主张发人深省。
　　首先，民众要有独立的志气，即“有个轩昂奋发不苟同流俗的心”。当时中国人的通病是依赖心太重，几乎全国上下，你我依赖，很少自己求自己。人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国本是合大群而成的”，所以“国能独立不能独立，全在乎民能独立不能独立”。要打算救国，必须合群，要合群必须民众首先独立，而个人的独立“总当先在道德上求独立”。如果不是道德上的独立，虽然能合众人为一群，但这样的合群不会坚固、长久，故进一步强调合群应建立在爱德的基础上。“如果大家没有合群的德性而强为群，那便是有群的形式而没有群的精神。”
　　其次，民众要有忠恕之心。合群是强国保种的第一关，而忠恕“又是合群的第一关”，因此“若不都存一个忠恕的心，这个群万也合不上”。从个人来看，若没有忠恕，“彼此之间，就有许多的难处”，结果是你和我不合、我和你不合。从家庭来看，家长和孩子各有想法，但如果是“你替我想，我替你想，商量计较，不决裂不狡诈”，这样相互配合就能办成事情。从生意人来看，“假如要是没涵养，没容让，没担当”，对彼此的过失吹毛求疵、得理不让，“管保做不了一年的买卖，就得关门”。所以中国若不想沦为附庸，就要合群；要真心合群，就要大家都有忠恕之心。可见，《大公报》的报人们又一次从不同人群的角度探讨民众的合群问题，体现出这一媒体针对普通民众开民智的明显意图。
　　再次，报馆要充分发挥唤醒民众合群的作用。“这一二十年以来，我们大众沉睡，被报纸唤醒了不少；愚顽的人被报纸化明明白了也不少；大恶巨憝，被报纸劝惩过来的也不少。”这足以说明报馆在开民智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合群的办法透过报馆向普通民众传播出去，其所达到的效果会好得多。“中国人要合群，莫若报馆先合群。”但是，无论如何，绝不可以采取强硬的专制办法来合群，“若是专用压制的手段，群万不能合，国万不能强”。
　　在《大公报》的白话文中还有很多劝说民众合群的道理。诚如报人所说：“本报讲合群爱人的道理，已经反反复复。”这种耐心地反复劝说，是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慢慢转变观念，逐渐取得合群的效果。这恐怕也是《大公报》白话文“连篇累赘”、不厌其详的原因之一。传播学中有一个说服理论，强调要掌握说服的技巧，其中重复是说服的技巧之一，有助于受众记得消息，“增加了渗透的机会，突破了受众的漠不关心或抗拒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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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指出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此言可谓透彻。试想，普通民众连国都不知道，又何谈爱国心?《大公报》的白话文章就指出：“合中国的人，真懂得爱国的万中无一。”外国人也感慨：“中国人不知爱国，不图自强，不能自立。”足见当时的中国民众非常缺乏爱国心。所以若想从破败中整顿好国家，要想中国重新自强起来，“非有真心爱国的人是不能成的”。因而唤起民众的爱国心，自然是开民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众爱国心的缺失是导致国家积弱、民族不振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根源。《大公报》的一篇白话文把国家划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受人尊敬之国，第二等是叫人畏惧之国，第三等是让人轻慢之国。到了清末，“从前祖国的美名，祖国的光荣，一败涂地，从第一等国的地位，慢慢的败落到第三等”。中国何以从一等国降到了三等国，以至于走向亡国灭种之危境?究其缘故，“第一样是爱国心弱薄”。而爱国心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大公报》运用白话文方式作了认真分析。
　　第一是不知道国家跟天下的分别。中国人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中国仅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所以称自己的国为天下。这种天下的观念，使得中国人慢慢滋生了诸多不良习性，一是骄奢，自满自大，结果“一睡千年，大梦不醒”；二是怯懦，缺乏竞争力。因而鸦片战争 舌，中华帝国步步退缩，国家逐渐沦为他人之国，民众随之成为他国之奴。既然没有国，就谈不上爱国了。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所以“要知道国是由平等而成的”。
　　第二是不知道国家跟朝廷的界限。中国有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但并没有自己的国名而只有王朝的名称，所以民众不知道有国家，只知道有朝廷，把国家和朝廷混为一谈，甚至认为国家是朝廷的私物。在青朝末年，中国社会仍弥漫着那种“莫谈国事”的风气。这四个大字经常见于北方一些茶馆酒肆的墙上，意在提醒人们，国事是统治者的私事，不准别人议论、干预。“自从有了这个说章，存了这个见识，那国不成国，人没有爱国心，也是自然而成的。”如此，民众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朝廷存在，就表明国家存在。殊不知，时至20世纪初叶，清廷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国将不国，但由于民众不能区分又怎么会有爱国心呢?
　　第三是不知道国家跟国民的关系。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民是国家的根本，国民是社会的基础。西方国家多数如此，因而官员被称为公仆，民众也能得到官员的尊重和保护。但长期以来，中国是个臣民社会，君下达命令，臣行使君令转达于民，民出粟米等侍奉其上，体现了“家国”的思想。民众普遍把国事当做是一家之主的事，他人只能袖手旁观。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民众不清楚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所造成的。
　　清末，民众爱国心的缺失是专制社会一种长期存在的极其不正常的现象。要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必须向他们宣传国家的思想，鼓动他们的爱国之心，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斗争。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极力传播国家思想，其国家学说“在理论上、学术上是上乘的、积极的”。不过，梁启超的国家学说影响所及仅限于知识阶层。而《大公报》白话文阐述民众爱国心缺失的几个因素，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层面向普通民众宣传有关国家的思想。其中一篇《说国家思想》即强调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认为国家是由众人组成的，没有人就不能构成国家；人要依靠国家才会获得独立，没有国家人就不能做一个完全自主的人，“如同一个丧家的狗”[32]。梁启超说：“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对民众来说，“爱国的事，实在是自爱”。人人都知道自爱、爱国，国家就有救了。正如时人所言：“人人出其爱力以保国权，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所以《大公报》运用白话文很好地向普通民众阐释了国家及爱国心的思想，弥补了知识界对国家思想宣传的不足，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展现了《大公报》这一媒体及其成功运用白话文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谁来承担唤醒广大民众爱国心的责任呢?《大公报》将目光聚集在这样一些社会群体和机构上。
　　“第一当属在各学堂教习身上。”从中外对比来看，外国人非常注重爱国教育。新式学堂出现后，教习要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除传授知识之外，“当有精神的教育”，教育学生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这是希望通过教习的教育，使学生慢慢养成国家的思想。学生们再把这一思想告诉父母、亲戚、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国家的思想就渐渐深入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脑海当中。
　　其次，鼓动民众的爱国心，报馆“担的责任更重，见的效验更大”。《大公报》一直强调报馆的职责一是国民的向导，一是政府的监督。作为国民的向导，国民的智识未开，报馆要开民智，国民的见闻不广，报馆要广见闻。作为政府的监督，政府有不对之处，报馆可以抨击，政府未注意到的事情，报馆可以提醒。《大公报》的白话文相当部分是谈论爱国的内容，实际就是发挥报馆作为国民向导的职能，向他们宣传和灌输国家的思想，鼓动其爱国心，实现国家、民族的振兴。
　　一位英国人撰写了《用爱力挽救中国的危局论》一文，提出中国存在的危险有：满汉之隔；新旧之隔；官民之隔；民教之隔；中外之隔。如何挽救中国的危局?“中国人自己用爱力救之，人人要都存一个爱国的心”，惟如此人人才会行动起来挽救国家。“要是不彼此相爱，是自己坏自己的国，实是一定的理。要打算振兴中国，非得一国的人彼此相爱不可。”国人若能合成一个大群，很容易把爱国的力量扩大，“就是立刻教国家富强，也很容易”。西方国家的强大，表面看来各国是“强于兵，强于商”，但事实上是“强于爱力”。《大公报》运用白话文的方式刊登和连载此文，目的无非是启发和唤醒中国的普通民众，激发其爱国心和救国志。
　　因而，“这发起人人国家思想的责任，当由学堂合报馆分任之”。如果人人具有国家的思想、知道爱国的道理，并自觉转化为爱国的行动，主动投身于保国、强国的斗争，危局终会得到解救，国家定会强盛起来，这反映了《大公报》对民众和国家充满期待与信心并运用通俗的文字向普通民众传播了这一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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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通过白话文这一新文体对爱德的
　　大力倡导，是对传统伦常中私德的一种纠偏，是对民众的一次精神洗礼，有利于唤起他们的公德心。他们通过对合群的倡导，希望中国民众真正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共同从事挽救危亡、强国保种的斗争。《大公报》的白话文挺立于时代的潮头，从民族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不断为唤起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爱国心而努力，实际上是在国民中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这些可视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开民智，正是《大公报》“大公之心”的外化和体现。因此《大公报》通过长期刊登白话文的方式，很好地发挥了媒体在开民智中所具有的独特功用。清朝末年，正是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和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报人共同进行的爱德、合群、爱国等开民智的诸多努力，才促成“国家思想、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从此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思想中最突出的质素”的新局面。因而从历史的大转折来说，《大公报》及其白话文对普通民众所发挥的开民智作用是相当突出的，值得研究者及当下的媒体予以关注、借鉴。
　　《大公报》作为一份媒体，非常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并根据民众的知识水平，抓住民众的阅读心理，适时刊登大量倡导爱德、合群、爱国的白话文，努力唤醒广大民众。然而《大公报》的所作所为却激怒了官府并遭到查禁，但报人充分认识到：“大公报担的责任很大，开民智，正风俗，维国政，保国权，全是我们应尽的天职。”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调不仅要继续办好报，“还要更加精彩，更加改良，凡是力之所能尽，我们总要对得住国民”。为此，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便为国民殉难也值得。这充分体现出《大公报》报人强烈的爱国情怀。像《大公报》这样大力宣传爱国救国的报刊，在当时并不多见，可谓《大公报》的特别之处，尤其是该报运用白话文开民智的具体行动，将爱国的宣传通俗化、大众化也显得尤为难得。
　　《大公报》针对普通民众的知识特点，运用白话文对爱德、合群、爱国作了全面、翔实的传播，叙述时可读性很强，分析时针对性也很突出，所提出的办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充分体现了《大公报》对社会的高度关注，对开民智的极端重视，将白话文作为开民智的一种重要载体，赋予其独特的功能。诚如研究者所言，作为报纸媒体的《大公报》，“在引导天津及周围地区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扑面而来，个别民众的社会公德有所扭曲、民族意识有所淡化、爱国情怀有所降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党和国家一再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切实用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占领宣传舆论和思想文化阵地。虽然历史和时代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时空变迁，但上世纪初的《大公报》以开民智为宗旨以及开民智的具体方式方法，值得当今学者及媒体提炼和总结隐含于其中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贡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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