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邪小说 海派狭邪小说:现代意味的男性梦魇

　　[摘要]近代上海的“洋场化”使得妓女成为受都市化、商业化影响最深，观念转变最为突出的女性群体。女性主角的变化使得古典青楼小说所设立的“女卑男强”、“才子佳人”的男女关系模式被打破，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俨然已成男性狎客之“梦魇”。
　　[关键词]海派狭邪小说；妓女；男性梦魇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3－0105－04
　　
　　古典青楼小说从唐代开始就形成了定型化的男女关系格局：妓女卑屈在下，以顺从的、恭谨的态度供奉男性。由于特定封闭的封建社会环境，加上受古典文化及女性道德规范的影响，温柔多情或贤淑善感是她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男性则高高在上，他们的喜恶决定着与他们交往的青楼女性的最终人生命运。即使是晚明名动四方的秦淮妓女，她们也只能依附名士、官宦生活。但是在清末的上海，妓女地位出现的巨大转变，使得男性神圣权力的光环在妓院逐渐消退。
　　海派狭邪小说将镜头对准了当时已具“现代都会”规模的上海洋场。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的外观向着现代都市的模式迈进。城市在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异。上海都市文化环境为女性提供了与传统城镇和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女性的生活也因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海上花列传》后的十余年，海派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受商业化、都市化环境的影响加深，表现出与古典青楼女子完全不同的新兴都市气质。
　　从某种意义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迁是从晚清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开始的。妓女可以说是上海受都市化、商业化影响最深，观念转变最为突出的女性群体。西方物质文明的渗透、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物质利益的驱动，使她们最早开始具备浓厚的商业意识。“她们最早进入都市消费市场，从单一的被买卖的商品，发展成为商品独立经营者的身份和学做生意的女人”。妓女们刚开始时以自己的身体为本钱来经营生意，慢慢地她们就把妓业视为谋生的职业，看成是一种平等的商业活动。
　　《海上花列传》中乡下姑娘赵二宝，先是和母亲到上海来寻找哥哥赵朴斋。她们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做妓女是个很好的赚钱门路，于是赵二宝自己主动提出包了房间，做起了妓女。开张之际，“朴斋自取红笺，亲笔写了‘赵二宝寓’四个大字，粘在门首”。堂子生意兴隆，赵二宝做的“十分兴头”，哥哥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可见当时做妓女就像做其他生意一样，非常自然。对于卖淫赚到的钱，时人多抱羡慕之情，自己也并不以为耻。赵二宝就这样评价鄙视自家的舅舅洪善卿：“俚末看勿起倪，倪倒也看勿起俚!俚个生意，比仔倪开堂子做倌人也差仿勿多。”认为他的小本生意还比不上她妓院生意赚钱多，根本没资格瞧不起她。
　　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使得妓女们的自主意识开始萌芽。如果嫖客们对她们的利益有所触犯，或者对她们施以颜色，仗势欺人，妓女们开始敢于大胆泼辣地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干脆以恶制恶。
　　《海天鸿雪记》中，名妓金寓听浪荡子胡穰生揭她姘识戏子赛长赓的痛疮，指着穰生大怒道：
　　“耐要勿搭我说格种刁话哉!倪姘戏子勿是故歇头一转勒，也曾勿有人来管我歇，耐是大少爷�，出出进进像煞有价事，到仔节浪菜钱、局钱一塌刮仔勿客气!”穰生听到漂账的话，脸上一红，更不开口。金寓站起来，说道：“耐要勿假痴假呆，我也拔亻舍神思搭耐讲道理，耐拿倪搭格菜钱、局钱来开销仔再说。我今朝搭耐说完格哉，明朝勿拿得来，耐试试看!”
　　胡穰生纵然无赖泼皮，对其“漂帐”(即赖掉在妓院花销)的指责，也无语相对，只有悄悄溜走。
　　晚清上海妓女强烈的商业意识与经济独立使她们在与嫖客的周旋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平等观念。不管嫖客是达官显贵还是富商士绅，在她们眼里都是与她们平等的交易方，对于既得利益与未得利益她们都会执意索取，丝毫不会放过，展现出极其泼悍的生存强者姿态。
　　《海上花列传》中的黄翠凤就是是一等一的女强人，她头脑冷静、心思缜密，手段狠辣。她把妓女作为职业来做，把感情当做生意经营。无论是在老鸨手下，还是自立堂子，七岁就被卖入堂子的黄翠凤深知要在妓院生存下去的根本就是经济自主，就像她教训屡被老鸨痛打的诸金花：“倪生意好仔点，俚哚阿敢打嗄?该应来拍拍倪马屁”。她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就是做到经济上自立自养。她是个精明的红倌人，几年间为老鸨赚了几万银元，凶悍的老鸨黄二姐对她言听计从。在打算赎身之时，她把价值万把银元的衣裳、首饰及一应用品全部留给老鸨，净身出户，换的老鸨痛快地答应她赎身得自由。
　　与一般最大的欢场女子不同，黄翠凤既不为情所迷，也不耽于肉欲；更做到了在心理上不依附于任何男性，这对于身处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欢场女子来说，是极其特别的。黄翠凤这种独立的个性，在她赎身之时表现的非常明显。首先她拒绝罗子富、钱子刚为其出头，自己筹画，与老鸨谈妥赎身价格。自赎自身，开始就表明了自己不愿依附于任何人的姿态；在赎身之后，黄翠凤又做出了对当时的妓女而言与众不同的选择：她没有选择妓女赎身后贯常的道路――从良，做罗或钱其中一人的小妾。反是马上另立门户，自养自身。通过这两项举措，她重获自由之身，也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经济上的独立，使她避免了在男女关系中处于被动。黄翠凤与罗子富的故事，初看是两情相悦，却以黄翠凤伙同鸨母，连环合计偷走罗装有重要文件的拜匣，讹诈了他五千银元告终。可见黄心中从未把自己托付与某个男子，她不仅仅跳出了为情所困的圈子，而且对自身独立性有清醒的认识，不让自己依附于任何男性，这一点显示出一种典型的现代都市女性风貌，完全称得上自主自为，我行我素。
　　清末民初，妓院的地位变更，成为重要的交际场所。从海派狭邪小说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场宴酬，都要叫局，即招呼妓女前来陪伴。妓女们已不仅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出现在小说中，充当古典青楼故事里男性秘藏于室的“佳人”；她们时时作为男性的重要“社交伴侣”，出现在各类都市公共生活空间中，并且被视为男性身份的象征与标志。“在19世纪的上海，高级妓女享有一种为社会公认的地位，……在一种轻松欢快的环境中，高级妓女为顾客做伴，进行活泼愉快的交谈，并为顾客消遣解闷。……在上海，上流人士有自己的休闲空间和时间，而高级妓女则是把这种时空统一起来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即使之连成一体的线)……高级妓女是唯一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公共空间中活跃的女人。”综观《海上花列传》以后的海派狭邪小说，会发现其中妓女们的生活空间异常广阔：她们与男性一样出入于上海种种奢华的娱乐场所，享受那些高档的娱乐生活，并且尽相追逐享乐时髦的生活方式：如坐马车到处游玩，夏天到张园纳凉，秋天赏菊；赛马会看赛马，骑自行车等。几乎是男性能够涉足的社会空间，尤其是公共生活与休闲空间，她们都可以侧身其中。在很多场合，妓女们不再仅仅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完全作为独立的个体出现在这些都 市生活休闲空间当中。
　　在近代的上海，妓女还成为引导都市流行风尚的潮流人物。她们的衣装打扮、饮食起居，成为上至大家闺秀、下到小家碧玉们竞相模仿的对象。《九尾狐》中的胡宝玉，就是这样一位时尚潮流的引领者，她被评为“能转移风气，使世上不胫而走，举国若狂，确是妓女中空前绝后之辈”，俨然成为上海潮流的风向标。原来女性不留刘海，她模仿咸水妹，把前面的头发剪作前刘海，覆在额上，“过了一年半载，不但堂子里面全是前刘海，就是大家小户，不论奶奶、小姐，以及仆妇、丫环，没有一个不打前刘海。甚至那班没骨节的滑头少年，也学那妇人的打扮，把前刘海刷得光光……”。
　　海派狭邪小说中的这些时髦妓女显然是现代小说中都市摩登女郎的前身。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1921年，上海妓女引领了全国性的女性时装潮流，每次推出新妆不到一周，全市竞相仿效，不到两周的时间，外地的大城市也开始尾随其潮流。所以鲁迅总结说：“妓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而且，闺秀仕女们在行动上也竞相仿效妓女，她们开始走出闺门，抛头露面，身着靓装出入在戏院、茶楼，造成了“仕女填街塞巷时”，“男女纷纷杂坐来”的新奇都市景象，女性的点缀已经是无处不在。由引领服饰时尚，到改变社会观念，社会风气。海派妓女们不仅在社会地位上有所上升，而且从社会生活层面引发女性走向社会，接受更多的新观念、新思潮，从而形成了后来女性变革的基础。
　　伴随着近代上海商业化与都市化步伐的加快，妓女与嫖客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遵循的是现实的妓院生存法则：嫖客们出自情欲的冲动或为寻觅性的快感，妓女们则源于对金钱和自身利益的算计。正因为妓女与男性的这种互相需要，又相对疏离的关系，借助这些妓女形象，海派狭邪小说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既往青楼故事的女性想象：有着非凡的魅力，游离于道德网络之外，却又被社会所公开认可、甚至吹捧。
　　妓女从观念到身份地位的这些改变，在海派狭邪小说当中以极端矛盾的方式被表现出来。《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海派狭邪小说中，男女之间情感关系世俗激烈，变成了女性征服和男性反诱惑的过程。嫖客和妓女，是社交的伴侣，更像是在玩一种征逐游戏。古典青楼小说所设立的“女卑男强”、“才子佳人”的男女关系模式彻底改变。妓女不再是容德俱优的“佳人”，是男性赞美、颂扬的对象；而是被诋毁成如“夜叉”、“恶魔”一类的“淫妇”、“荡妇”。她们具备不可抵挡的魅力，不仅可以轻易地诱惑男性，还能控制他们的情感、抢掠金钱甚至左右他们的命运；男性则只能在女性的欺迫之下竭力保全自身。具有现代意味的“男弱女强”的男女格局正在海派狭邪小说中形成。
　　从《海上花列传》到《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海派狭邪小说，作者都在开头表明了他们写作小说的“初旨“就是为“劝戒”而作，目的是警告“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狭邪者，不知凡几”，一定要远离青楼之地。在小说中，作者更是列举种种事例，展示种种不同身份的男子是如何陷溺于烟花丛中，或无法自拔、或倾家荡产甚至命赴黄泉的困境。《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都以“梦境”开头，但这种梦境不再是传统的“才子遇艳”的青楼春梦，而是“鬼魅缠身”的可怕梦魇。以浪漫至情为主要特质的青楼小说发展至民初海派狭邪小说，居然演化为妓女若鬼魅害人的“溢恶”故事。这种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呢?难道仅仅是因为青楼妓女以妓业为职业，对金钱利益尽可能地求取导致的吗?是妓女们的变化所致――从高雅端庄的美貌佳人堕落为专事骗取男性钱财甚至生命的恶魔，还是男性本身出现了问题?
　　以往的青楼小说作者，可以在小说中尽情地描摹他们对女性的美好梦幻，把妓女描绘为“才、情、色”俱佳的理想对象，是因为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性不管如何出众，她们仍然是男性的附庸，从精神到物质层面都必须依赖于男性才能生存。把女性描写的出众美好，只是更加充分地表现了男性对于自己占有物的青睐与喜爱之情而已。在近代的上海妓院，男性们突然发现，妓女们再也不能由自己任意主宰、左右；而且，令他们恐惧却无法公开承认的事实就是：妓女们反过来可以主宰男性狎客，哄骗、欺压男性成为她们谋取金钱的手段，妓女俨然已成男性狎客之“梦魇”。妓女们之所以被“妖魅化”，是与之交往的男性恐惧心理的折射。
　　海派狭邪小说的小说作者已经发现了现实妓院格局中妓女地位的改变与男女关系的变化。但是，他们无法理解与正视这种变化，小说发生在都市化繁华上海，叙述的却是“红颜祸水”的老套故事。也许在面临妓院青楼的变化，叙事者在以往的青楼叙事的格局当中，找不到可以因循的模式，情急之下他们只有借用古典文学中“女鬼”害人的现成故事格局，用以指代妓女们的所作所为对男性狎客造成的危害。在小说中，妓女的美色、柔情俨然是可怕诱饵，吸引着一个个男子不自觉地投入她们的圈套。通过对妓女形象与行为的丑化与“妖魔化”，来哀叹才子佳人故事的不可再得，并希图以此作为劝戒警示。不过，在强调青楼之行的种种可怕后果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无奈地承认：有这么多人或先知先觉，或现身说法，来警告劝戒男子勿入妓院，勿近妓女，妓院的生意仍然繁荣。尽管妓女如妖魅在前，男性们仍如飞蛾扑火，竞相涌入妓院青楼。海派狭邪小说俨然成为男性狎妓命运的悲歌。
　　海派狭邪故事中男性的噩梦还在于：尽管可以预知结局，但仍无法阻挡狎客们如命运般的悲剧的发生，妓院狭邪之游已成许多青年男子人生悲剧的开头与结束。《海上繁华梦》以一个预言式的梦境开始。苏州士人谢幼安作了一个恶梦：与他莫逆之交的好友杜少牧被陷入众恶包围之中，幼安无计解救，少牧竟自杀身亡。谢幼安惊醒后，吓得大汗淋漓，认为杜少牧可能凶多吉少。随后，杜少牧就来邀约谢幼安同游上海。谢幼安劝说杜少牧：“上海地面太觉繁华，少年人血气未定，本来少牧去为是。”但杜少牧执意不从，于是谢幼安只得答应陪同前往。上海之行果如谢幼安梦中所料，少牧不仅陷入赌博骗局，还迷上了名妓巫楚云，以往“才子佳人”的青楼遇合却让谢幼安忧虑不已。果然，杜少牧先上巫楚云的当，后中颜如玉的计，始终执迷于狭邪之游。直到后来目睹了涂少霞、张志和、游冶之、经营之、康伯度等诸人，“不是破家，便是失业；不是患病几死，便是落魄不堪”，这才幡然觉醒。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之行前，谢、杜二人一直寓居苏州，从来没有到过上海。但谢幼安为何会对上海有如此强烈的畏惧感呢?这种本能的畏惧仅仅是来自处于乡土社会的苏州，对新兴都市化的上海的不了解产生的吗?从小说中可以找到答案：谢幼安的恐惧来自他可以预见的杜少牧的妓院之行，恐其在妓女们的诱惑下家破人亡。小说开首介绍杜少牧“文采出众”，“人品轩昂”，这样一个传统的优秀士子，居然会在“恶妓”的诱惑下轻易地丧失自我，弃友抛家而不顾，着实可怕可惧。与此同时，小说也写到其他男子涂少霞、张 志和、游冶之、经营之、康伯度等人，或家财万贯，或精明练达，但都因为迷恋欢场女子而走入绝境。妓女之恶，真有似于妖魅。
　　海派狭邪小说把男子的堕落归因到女性身上，延承了古典鬼怪小说中女子化为“鬼魅害人”的模式――将女性红颜与国破家亡、世风日下、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典型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女性观的折射。而小说把男性的堕落完全归因于女性的、应该还是为了从根本上消解妓女在男女交往中已经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占据主导、主动地位的意义。既然妓女像女鬼、女妖一样，能轻易地迷惑、祸害男性，她们在两性关系上的强势与主动也就不具备女性地位上升的意义，反而成为那些追求肉欲享受又不愿担当道德罪名的男性的最佳借口。
　　这个借口表现在《九尾龟》等狭邪小说中就是：通过描摹非同寻常的荡妇与加恶妇的形象，男性把对女性的恐惧与畏惧用一种夸张、丑化的形式来加以表现。正如鲁迅指出的：此类小说的特征“无所营求，仅欲摘发妓家罪恶……唯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但是，小说文本所表现出的意义，与小说的写作意旨正好相反：在今天的读者读来，海派狭邪小说不但没能把妓女给“妖魔化”，反而揭示出一种全新的两性关系格局：男女关系中女性地位的改变，以及男性无法掌控和正视这种关系的慌乱感――把女性视同于无法抵抗的妖魅更显露出男性内心的紧张与虚弱。
　　《九尾龟》作为晚清最流行的小说之一，被胡适、鲁迅批为“嫖界指南”与“嫖学教科书”，被认为缺乏文学价值。但这样的评价无疑表现出《九尾龟》重要的创作倾向：小说不仅仅是描写妓院情色，更重要的是通过章秋谷这个“嫖学大家”，在一个个的娼妓故事的发展中，教导男性读者如何灵活对待不同性格、等级的妓女，如何不被妓女们骗取钱财的同时又讨得她们的欢心，又该如何用心计与手段教训那些骗钱坑人的妓女。显然，《九尾龟》的作者已经认识到由于时代的变化，妓女社会地位、能力的上升以及对男性狎客的掌控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塑造章秋谷这样的成功男性，在妓院中纵横驰骋，以便与男性已无法左右的近代都市“新女性”――妓女们相抗衡。
　　章秋谷被《九尾龟》树为此时期男性狎客之楷模。他不仅是“风流才子，诗酒名家”，还兼武艺高强，是“当今侠客，当世奇才”。他在嫖界的资力深厚，具备妓女们人见人爱的“功架”，而且非常熟悉租界章程，适应上海都市生活，能够游刃有余地混迹烟花队里，轻松应付各种欺诈和骗局，使得善使花招伎俩的妓女们独独对他“心中敬服”。章秋谷俨然被塑造为情场英雄”，他的成功，使与他同时代的男性，能借助他实现了征服女性的幻梦。
　　《九尾龟》通过章秋谷这样一个近代妓院的胜利者的故事，来教导嫖客自己在“情色场”上屡战屡胜的秘诀：既能享受艳遇之乐，又不至于钱财耗尽；既能控制妓女，又不被妓女所控制。如果章秋谷的“嫖经”真的如此实用的话，《九尾龟》就会成为海派狭邪之作中男权主义胜利的宣言书。但是，通观《九尾龟》，当小说作者幻想出章秋谷这样一个处处马到成功的妓院征服者，实现了作者及读者男性征服欲望的满足之后，又无意中透露出这种幻想的不切实际：除了章秋谷，小说中的其他狎客无一不是“失败者”，不但被妓女砍斧头，骗钱财，还公开的受到侮辱，被妓女耻笑为“瘟生”或“笨伯”，甚或丢掉性命。
　　在海派狭邪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倌人，都在寻找机会，处心积虑地欺骗嫖客，而几乎所有的嫖客，不管他们平日社会地位多高，多么器宇轩昂，官员、商人、名流，一个接一个落下马来，成为妓女们的手下败将。因此，看完《九尾龟》近两百回的冗长描写，往往令读者忽略了章秋谷个人在妓院获得的胜利，却注意到作者无法掩藏的真实的境地：男性在这些上海妓女面前是如此的无能、愚蠢。从这个层面来说，章秋谷与其说是男权话语下青楼故事中的最后一位英雄，不如说是最后一个幸存者。
　　可以断言的是：海派狭邪小说中的男性与女性交手的失败，是古典青楼梦的结束，也预示着一种新的都市男女关系的开始。这种关系，成为现代海派小说中屡见不鲜的主题之一。而男性对女性的恐惧与疑虑，在后来小说的创作中时时可以嗅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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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克强．上海妓女――1 9－2 0世纪的卖淫与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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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江荫香．九尾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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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东方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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