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历史之声,消解当今之噪_声名大噪
时间：2020-03-24 07:19: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环境史学家正对人类听觉的历史报以愈发浓厚的兴趣。他们的著作在“音景”、“基调”等被赋予全新意义的概念的基础上，描述了欧洲中世纪与近代乡村社区的自然音景、美国南北战争的声音、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听觉环境的变化和噪声污染的加剧。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当今噪声污染的程度、特点与本质，将是其治理方式上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声音 听觉 音景 工业化 噪声污染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一 自然之声
我们能够在书中倾听历史的声音，或者历史的静默吗？长期以来，不论是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还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文化，始终毅然决然地将视觉形象放在关注的焦点位置。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被静音的历史。然而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却表明，声音已经成为感官史研究的前沿阵地。正如当今听觉史的领军人物马克・史密斯说的：“历史学家正以空前的热情和敏锐之心、在空前的深度和广度上、以空前的强度和频度倾听过去。”
年鉴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是第一批试图记载和解释声音的历史学家之一。上世纪40年代，在一系列关于中世纪法国社会意识和民众心理的“先锋”研究中，费弗尔特别在《拉伯雷的宗教：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一书中名为“嗅觉、味觉与听觉”的一章里，对人类五感中唯一一个24小时不间断活动的感官――听觉，赋予了相当多的笔墨。到了70年代，与费弗尔同属年鉴学派、但晚一辈的历史地理学家居伊・蒂利埃重新对听觉史领域产生了兴趣，并在《19世纪中期尼韦内的日常生活史》中列举了当时法国中部一个农民通常可能听到的所有声音。为此，阿兰・科尔班评论道：“当你读这本书时，仿佛真的听到了一切……车匠捶打铁砧的乓乓声、木槌敲击的砰砰声、持续不断的钟鸣声和马嘶声。”正是作为对蒂利埃那十五页书所包含的这项有趣研究的承续，才有了中国读者看到的这本《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
科尔班的“钟声”敲响几年之后，在大西洋彼岸，拥有多重社会和历史涵义的钟声也在理查德・卡伦・莱斯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美洲史研究中激起了回响。后者在《倾听早期美洲》中讨论了17世纪印第安人、黑奴以及殖民者“制造”的钟声、枪声、鼓声、号声和音乐声。在讨论诸如打雷和闪电等音响的第一章――“自然音景”中，莱斯强调：自然之声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物理属性，而在于其对社会文化构建的意义。他解释道，在一双17世纪的耳朵听来，巨响必有涵义、必含意图，比如打雷就是上帝在说话，而破坏性的暴风雨雪则是来自地狱恶魔的吼叫。
研究乡村社区的环境史学家还应关注一位文学家对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音景的研究。在布鲁斯・史密斯用文字勾勒的一幅由树林、狩猎场、耕地和牧场构成的画面中，还有一个构成要素，那就是人们工作和休闲的声音。作家解释了各种“发声群落”（speech community）如何共享一个听觉空间，并分辨出一些大自然中的“基调（keynote）”声音、诸如树丛中的风声、鸟叫、流水和蛙鸣声。史密斯的“发声群落”还包括来自家畜和农业工人的声音――耕作、播种、除草和收获等，以及休闲娱乐活动――莫里斯舞、酒馆聚会、狩猎时的犬吠、马嘶和吹号。
以上几位作者都对“音景”这个范畴进行了宽泛的解释和自由的运用。而“音景”这个词的正式问世，是在加拿大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大学传播学教授雷蒙德・莫瑞・沙弗出版于1969年的《新音景：现代音乐教师手册》中。在他自己创立的“世界音景工程”中，他和他的同事们着力从社会学、建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自然音景以及工业、技术施与其的影响，而其主要的目标在于扫除听觉环境中的污染。
二 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声
在对音景的定义乃至对整个听觉史的定位上，马克・史密斯的社会史学家立场自然与沙弗的生态学与环境学角度不同。前者认为音景――与传统意义上的视觉景观一样――最终将更多地与文明、而非与自然相关，且特别强调人类、特别是工业与技术的基调之声而非自然音景中的基调。从这一观点出发，史密斯在其内战前夕美国史的作品――《倾听19世纪的美国》中，就试图解释：“人们如何倾听19世纪美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并分析民众如何对内战的到来、战前阶级构成、奴隶制度、自由与逃亡、现代化、战争本身以及战后重建等历史进程进行日常层面的选择性倾听。”
为了弄清楚对于一个北方人或南方人、一个奴隶或自由人来说，各种声音究竟具有哪些功能与涵义，即在听觉背景下构建19世纪美国社会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史密斯为内战前后的南方和北方各绘制了一幅清晰的音景图，其中以对战前南方的研究最为深入。他说，奴隶主精英心目中的理想听觉状态是“静谧”――种植园应是田园诗般的平和、宁静、悠闲之地，其中来自女人、儿童、穷白人和黑人奴隶的声音和谐共存。当然，种植园主的理想听觉秩序根本无法达到。战前南方乡村充斥着时不时划破天际的蝉、蛙、鳄鱼、夜鹰的鸣叫和各种各样的人造声音，比如种植园内规定黑奴作息的钟声和号角声。听觉行为还是种植园纪律的一部分――故意沉默或大声呼叫都可能招致鞭打。此外，还有一种将铃铛绑在黑奴身上的惩罚方式，目的在于随时监视――大约和宠物脖子上的铃铛功能相似。史密斯还讲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名逃亡奴隶，试图渡过沼泽但没成功，原因就在于锁在他身上的铃铛吓走了他的食物。在这个例子中，“钟声杀了人，但没有人为逝者敲响丧钟”。《倾听19世纪的美国》还谈到了奴隶反抗之声。黑奴起义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充斥着激荡的呼喊与热情的歌唱，正相反，为了秘密行动顺利进行，他们必须尽量压低音量。因此，“在南方种植园的音景中，敏锐的听觉对奴隶的生存和逃亡至关重要。”种植园主的奴役是静谧，奴隶的反抗也是静谧。那么，废奴运动呢？不出所料，史密斯引用了美国废奴运动激进派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创办的《解放者》周刊的开篇格言：“我不会支吾、我不会搪塞、我将坚守阵地，不退却半步；我相信，终有一天世界将听到我的声音”，并试图证明制造喧嚣对废奴运动至关重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废奴主义者是在与“静谧”作战，这从各种反奴主义宣传出版物的名称――《反奴役军号》、《自由之钟》等――可略见一斑。
除了奴隶反抗和废奴运动，对南方种植园主的“寂静桃花源”构成干扰的，还有北方的工业化。根据史密斯的说法，战前北方更多的人口、机器和工厂构成一个更密集、更喧嚣的音景。如果说南方的声音是间断的――比如宣告上工、吃饭的钟声，那么北方的声音就是连续的――比如熔炉的燃烧声，这就使后者环境中的噪音指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趣的是，与南方人将种植园的静谧视为理想状态相反，大部分北方人将机器的轰鸣声视为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标志。虽然也有很多“噪音”令工业精英们怨声载道，比如半夜吵醒他们的来自街上的哭声、扰乱他们礼拜仪式的火车轰隆声、以及最令他们困扰的――威胁工资劳动体系的、来自工人的抱怨和咒骂，但是，在仍处于上升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噪音的确意味着进步与繁荣。在新兴资产阶级看来，来自工厂和工人社区的声音始终是本国自由和民主的高效性与合理性的有力证明，完全的无声则意味着奴役、衰退、不景气和失业。然而，当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到今天，形势似乎已经经历了、或者即将面临巨变。
三 噪声污染及其治理
作为一名环境保护主义者，沙弗曾多次论及“声音过剩”和“听觉帝国主义”等问题，并断言听觉压力过大在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幸的是，自沙弗的音景图问世以来，伴随着很多新型声音的加入和旧式声音的消逝，城市音景“过度拥挤”的状况显然是愈演愈烈的。当今，我们的耳膜总是受到来自建筑工地、随身听耳机的漏音、商店和电梯内的背景音乐、手机闲聊、汽车引擎、音响和防盗报警等声音的“攻击”。面对文化批评家指称的“声音暴露癖”和“听觉恐怖主义”，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声音的分贝的确越来越高，噪声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尽管如此，有一点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城市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令两百多年前的西欧和北美城市居民心烦意乱的前工业化噪音来自捶砸不停的铁匠、拍打地毯的女仆、一边抽鞭子一边飙脏话的牲畜驱使者以及所谓“大声喧嚣”的参与者。近代市民还经常抱怨鹅卵石地面上持续不断的车轮声和马掌声。第二次技术革命下的城市居民都认为只要交通工具摆脱马力，纽约大街上吵的根本无法交谈的局面就将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他们热切地期待有轨电车和汽车进驻本城，似乎它们将开创一个静谧宜人的城市音景新时代――可惜，结果事与愿违。
研究城市声音的社会史学家还强调噪音的不可容忍度确定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偶然性，以及噪声解决方式的阶级、阶层特点。科尔班说，19世纪早期法国城市居民对教堂钟声的反感与日俱增，并不是因为其声音越来越大或敲击得越来越频繁，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降低“容忍极限”的“新敏感度”。世俗化的城市中等阶级起床晚、就寝也晚，他们的生物钟与农民的显然不同。而钟声一旦摆脱宗教意味，就立刻与残酷的工厂汽笛声、随之与损害工人身心健康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建立了联系。可见，在城市居民听起来，有些声音饱含巨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倾向于将这种声音叫做“噪音”。
值得注意的是，噪声与其他污染形式相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有害的声音并不一定是听觉环境中永久的或持久的要素。比如，深夜里一声尖锐的汽车笛鸣，虽然令人无比痛苦、虽然一夜可能发生多次，但每声都只持续一秒钟的时间。这就使得噪声并没有留下有形的实体――犹如墙上的污渍或者难闻的臭气，可以轻易找到根源然后除掉，也可以早点引起人类的注意。正如美国公共电视网1995年的一部纪录片中描述的那样，噪音是一个“寂静的问题”。
雷蒙德・斯米勒3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对抗工业环境――美国噪声问题：1893-1932》，称得上是用环境史学的观点研究噪音问题的开山之作。作者试图证明噪声侵犯是19世纪晚期在美国各大城市普遍爆发的环境危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步主义时期的社会改革组织并未忽视当时的噪声污染，因此纽约才出台了一系列整改措施，诸如限制拖船鸣笛、建立学校和医院周边的安静区、以及用交通灯取代十字路口的吹哨交警等。然而，在斯米勒之后，竟再没有哪个环境史学家延续这一开创性研究，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相比较人类社会普遍的对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的重视程度，我们对噪音污染加之于健康的危害显然认识不足。随之而来，为了降低噪声的危害，我们的努力也远远不够。这种情况存在于欧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环境保护意识刚刚觉醒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学者和决策者并不认可斯米勒研究中呈现出的丰厚的环境史学因素，而认为与其讨论一百年前的噪音，还不如把资源用在开发立即可用的新材料和制定立即执行的新规则上。然而，告诉我们“当务之急是什么？”真的比分析人类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音景的变化更重要吗？声音无处不在，它的意识形态踪迹和社会后果渗透至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因而，在笔者看来，“以史为鉴”，想办法减缓这一“人类最受罪的感官”每日的痛苦，将是十分有益的。换句话说，用声音去解读历史、去看待物质、社会与意识的发展进程，并探索当今噪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注：本文得到“上海电机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启动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 王惠：《后现代语境下亚裔美国族裔身份政治的演变――读徐忠雄的小说〈美国膝〉》，《外国文学》，2010年第5期。
[2] 张亦辉：《论雷蒙德・卡佛的简单主义写作》，《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旭，女，1981―，陕西西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世界近代、当代史、国际关系，工作单位：上海电机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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