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记忆染指悲凉_中国前卫艺术的青葱记忆
时间：2020-02-16 07:35: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80年代的许多美术行为，尽管有许多夸张和谬误，却也描绘出了那个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令人怀念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美术界，在今后许多年，将是会被反复咀嚼和不断讨论的特别岁月。那是一个混杂着兴奋、冲动、激进、理想和荒诞的精神年代。同样也是中国前卫艺术的青春期。
在这个青春期中发生过的躁动都被当年的记录者温普林定格为图片或者录像。这些已经被称作历史的图像，3月8日起被挂在了北京索卡艺术中心雪白的墙壁上，当事人在其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年轻人依靠这些图像拼凑着自己对当年的幻想。
而记录中的一切，都只属于那个逝去的年代。
一次空前绝后的“创举”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末。天还没亮，几辆卡车停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门口。来自八大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开始聚集。卡车上装满了稀奇古怪的道具和各种乐器以及音箱，卡车开往的目的地是慕田峪长城。年轻的艺术青年们要去参加一个叫做“包扎长城”的大型艺术活动。组织者是温普林。因为卡车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学生骑着自行车跟随其后。
年轻人坐在解放卡车上，敲打着架子鼓，奔腾而过。到达长城时，天空已经放亮。温普林看到现场的年轻人时自己也吓了一跳。“我也没想到能来这么多人。”温普林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一切变化无论对于官方还是民间都显得过于迅猛，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对于新生事物做出一个明确判断。这样的空白给了温普林这些人巨大的试验空间。“我当时直接找到长城的管委会，跟他们一通胡侃，又带了一点对这个纪录片的前期媒体报道。我跟他们说，剧组要在长城拍摄外景，他们就信了。”温普林现在说起来还有点“阴谋得逞”的味道。
在温普林的设想中，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最多不超过400人。于是，剧组准备了300多份盒饭。但是最后他发现，当天的参与者最保守的估计已经超过1000人。那一天的拍摄花光了温普林手里的所有经费。这些经费的来源同样有着典型的80年代色彩。在拍摄“包扎长城”这个纪录片之前，温普林去找了当时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金观涛。温对金说，自己也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金观涛问他需要什么帮助。温回答说，“没钱。”金观涛开始查账，说一共就有两万八。温普林随口说了一句，“够了。”于是，这笔在当年看来算是巨款的资金全部划到了温普林的名下。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包扎长城”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所有人聚集在长城下面，有人鼓动温普林“讲两句”。温普林夹杂着东北腔喊起来，“哥儿们，记住这一天吧。这一天肯定是空前绝后的。”旁边有人碰碰温普林说，“别啊，空前可以，别绝后啊。”确实在80年代之后，美术界再也没有出现当年的盛况。
活动开始，温普林腰两侧分别挂着一个对讲机联系15个副导演和剧务。“我自己打着太阳伞坐在一个山头上喝啤酒，下边已经乱成一片了，我在那儿乐啊。”温说。
艺术家盛奇把自己用白布完全包裹起来，在众人拉起的一个黑色蜘蛛网道具中间缓缓的打着太极。他的寓意是自己在为中国疗伤。徐冰蘸着墨汁开始制作后来变得著名的《鬼打墙》。先锋戏剧导演牟森放飞了一盏“天灯”，以此表示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夜半十分，张明娟跳起了充满巫术味道的舞蹈，烟雾弹被燃放，烽火连天。日后成为中国摇滚大腕的那些歌手当天几乎全部到场，大家唱起歌，音箱的电线接出了几公里。
狂欢持续了一整夜。所有景象都被温普林指挥的五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片子后来被命名为《大地震》，是他计划系列拍摄中的一个部分，“包扎长城”也成为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记。
“八五”新潮：在模仿中启蒙
“八五”美术运动是一场艺术圈自发的行动。80年代中期，在突然之间看到大量涌入的西方画册和西方哲学之后，大批艺术青年纷纷操练起来，组成了各种团体和派别。北方群体、厦门达达、西南艺术群体等等，他们大多以地域划分，团体超过100个。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其中很多团体的代表人物，如王广义、黄永石水等等都成为了现今的艺术界大腕。而当时，他们对未来的方向和其他热情的艺术青年一样，充满未知，一切那时看似坚定的“纲领”，其实都充满尝试的味道。
艺术家叶永青在回忆“八五”运动时说，“‘八五’时期较之于80年代初期的确不同，一方面批评家作为一种独立的角色出场，取代了以前的长官意志；另一方面艺术家在意识上的成熟，开始自觉地把个人的东西同整个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尽管当时的作品仍然很粗糙、很夸张，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了解多从画册得来却又食而不化。但可以说，今天为画坛所推崇的中国架上艺术的种种样式，都来自于‘八五新潮’美术。”
“八五”美术运动后来被人称为“画册效应”，颇准确地反映了当年艺术家对西方艺术了解的程度和自身急不可耐的热情。
当年还是川美学生的罗中立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写道，美国一位艺术家用巨大的画幅画出了一幅平民肖像。“巨大的”三个字给罗中立带来了冲击，使他完成了著名的《父亲》。这种依靠着想象和猜测的摸索，成为了“八五”运动中的常态。
“八五”运动期间，温普林主要在自顾自玩着实验戏剧。他的专业是美术史，科班的训练使他能比较清醒地认出与自己同时代的艺术家每一幅作品所模仿的对象。“所以我对于那些(模仿他人的艺术青年)群体不可能有太大兴趣。这是一种自觉。”在他看来，一帮画画的组成几个团体其实和农民革命的形式差不太多。而在当时，对于西方艺术的模仿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值得反思的行为。在当年的美术报刊上，一些批评家明确表示，艺术家要尽快完成对于西方艺术一百年的“演练”，才能有自己的创作。“演练”这个词，把“八五”运动中一些食洋不化的模仿，变得在艺术上合理化。
当年活跃在“八五”运动中的艺术家们纷纷读起尼采和叔本华，达利、蒙克这些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对于经历了诸多荒诞之事的中国艺术家来说，意味非凡。众多艺术家开始以自己的视角去截取西方艺术流派中自己想要的部分，把误读放大，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中国当代美术的各种流派。
在温普林的观察中，“八五”运动中间出现了两类人，一是从原有体制内滋生变异出来，他们只反对当时的美协画院体制，有“揭竿而起”的味道；另一类是彻底的“盲流”艺术家，没有团体意识，还在为生计奔波。如今，这两类中很多人都已经成了国际视野中的大腕。
“在当时，那些各种团体的组合目的很单纯，只是渴望交流。但是有了团体就容易有纲领，有宣言，这和以前中国的习惯有关。而那些盲流艺术家是真正具有活力的。”温普林说。
可这些盲流艺术家和团体派别之间的摩擦，也终于在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上爆发出来。那一次，众多的体制内团体的代表被邀为座上宾，而盲流艺术家成为了搅局者。
“八九”艺术大展：狂热的终结
1989年2月5日，大年三十。中国美术馆门口，人头攒动。大片的布匹上画着黑红相间的禁止掉头的交通符号。这是这次大展的标志，“不许掉头”这几个字隐喻中国前卫艺术一直向前的姿态。
批评家高名潞戴着80年代知识分子式的大框眼镜，走到话筒前，宣布大展开幕，“美术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举办和参与的现代美术展，今天终于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当时中国评美术界的批评家们，多来自体制内美术杂志的编辑，高名潞以一个领导的姿态亮相，也标志着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力量正式走上中国前卫艺术的舞台。
这个以“不许掉头”为主题的展览从客观上，是一次对于整个“八五”美术运动的成果汇报。“这次展览是‘八五’运动的一个终结。”当年在大展现场拍摄记录的温普林说，“那个大展实际上已经掉头。”
“八九”现代艺术大展前一年的黄山会议上，批评家高名潞等人把“八五”时期各地的艺术家团体召集到一起。以放幻灯片的方式推进着会议，艺术家张培力带着砸玻璃的装置，李旭做了一个移民文化的讲解，费大为放映了一批法国的作品。会议期间，争吵打架的事不断发生。“我们还把当地所有计生用品店的安全套全部买光，放在信封里，偷偷的从房门下边给每个人的房间塞进去。”当时参与会议的上海艺术家孙良对当年的恶作剧记忆犹新。
黄山会议其实是对“八九”大展的准备。在“八九”大展上，已经充满了批评家对于艺术家的“指导”。“实际上有点像江湖排座次。批评家指点江山，要求上海艺术家要国际化一点，北京的要政治波谱一点，四川的应该乡土一点。”孙良回忆说。
现代艺术大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禁止行为艺术。但是原本还算井然的展会秩序还是被打破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位艺术家在组织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纷纷来到会场：山西艺术家“大同大张”穿着丧服为大展披麻戴孝，李山在中国美术馆这个最高艺术殿堂公然洗起了脚，吴山专在大厅里卖起了对虾，因为比市场上便宜许多，还引起很多观众的抢购；艺术家张念安心地坐在一堆鸡蛋上面，身上写着“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这些搅局者的出现让组织者高名潞、范迪安等人头疼不已。接着，批评家们分工明确，分别将这些不请自来的艺术家们带出了场地。但就在同时，艺术家肖鲁打出的两声枪响，既完成了这个大展上最著名的一个行为艺术，也宣布了大展的闭幕。
“八九”大展的结束，也同样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荒诞和充满热情的行为，变成记忆永远留在了那个理想主义的80年代。
令人怀念的荒诞青春
无论是“八五”美术运动中，自发出现的上百个艺术团体，还是“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上，事先的策划和出人意料的收场方式，都充满着80年代特有的气味。
温普林回忆80年代这些艺术活动时说，“‘八九’大展上，确实有着权力斗争，当时高名潞是主要负责人。大展之后，栗宪庭代替了高名潞。但是他们当时拒绝行为艺术进入，也是为了能让这个展览成功做起来。”
现在看来，那些出现在大展上的搅局者有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带着没有接到邀请函的失落，另一方面是对于已经形成的中心势力的反叛。“有了中心，就会有非中心，然后非中心逐渐又会成为中心的补充。当年往外轰艺术家的那几个批评家，现在都变成了那几个搅局者的代言人了。”温普林说。
艺术家叶永青作为在场者说，“八五”时期有许多夸张和谬误，但毕竟是有理想、有追求、令人怀念的年代。80年代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舞台，当时中国刚刚开放，市场经济尚未起步。罗中立一幅《父亲》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新潮美术有那么多人投入，是历史的机遇。这种知识分子主流文化状况，在今天看来就像神话。当年作为新锐批评家，如今已经被人戏称为“资产阶级买办”的费大为也说，“80年代从事艺术的必要性比现在大得多。”
从温普林的记录中，可以看出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青春期的大致面貌，美术、戏剧、文学、音乐扭转结合密不可分，在物质极为贫乏的条件下，一代年轻人虽然充满了对西方艺术的误读、模仿和借鉴，充斥着农民起义式的抱团取暖，有着最初的权力分配和指点江山，也有着革命胜利一般的兴奋和激动。这一切，从今天的视角回顾，都散发着青春期特有的荷尔蒙的味道，那些激动和狂欢是艺术圈乃至中国整体青春期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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