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 凋零的第一代“部委名嘴”
时间：2020-02-14 07:30: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公众知情与官场规则间进退两难 8月16日晚，新华社的一条英文快讯引起人们关注――中国铁道部宣布，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很快，这条快讯在微博上广为流传，成为当天最热的新闻之一。
此前，王勇平因为在“7・23”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出“这只能说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等言论，陷入舆论漩涡，随后淡出了公众视线。
就当人们以为王勇平的停职是为发布会上的言论“埋单”时，8月17日，多家媒体报道称，王勇平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级别仍然为正局级。
一些人为王勇平的去职而惋惜，不少曾经“骂”过他的记者又开始怀念他，甚至有媒体评价这是“一个时代的过去”――伴随着王勇平的离开，国新办2004年公布首批75位部委新闻发言人中，近九成已经换岗。
这批严格意义上来说的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也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
“扫盲班”
2003年是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转折年。彼时，“非典”疫情让各级政府部门意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当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顺义天竺镇的天龙宾馆悄然开班。来自66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单位的177位学员成为首批学员，王勇平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后来被媒体和公众称为“黄埔一期”学员，并于2004年底集体亮相于国新办网站的公告中――不只是名字，还有各自的办公室电话。
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当时刚从美国回清华执教，就与其清华同事李希光、董关鹏等一起成为培训班的授课老师。按照指示精神，国新办要求史安斌“以培（训）带建（设）”。
其实，开班时，究竟由哪一级别的官员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仍未最后决定，现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人当时就是以“后备力量”身份参加培训。
说是培训，为期不过五天。对史安斌来说，他的任务更有一些“扫盲”的意味――台下坐着的这些学员，对于媒体和传播几乎没有概念，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从未面对过镜头。
“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当时，史安斌的最大目标，就是把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打成捆，扔出去”，什么“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
具体到课程设置来讲，共分为五个版块：领导对具体的方针政策的介绍；专家讲授新闻传播理论和策略；央视白岩松、敬一丹等国内外资深媒体人讲述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的互动；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和刘建超等资深发言人与其他人进行经验分享；以及最后一课――模拟演练，由学员们扮演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工作人员及授课教师扮演“国内外媒体记者”进行提问。
模拟演练算得上是这期培训班课程的“小考”，不光全程录像，结束后，还会回放录像，并由授课专家和学院共同进行点评。曾旁观了这次模拟训练的记者回忆称，当时，可能一些学员是初次登台，因而表现略显紧张，甚至没有将问题回答完整。
“对不起，重新来吧”、“对不起，可不可以停一下”�当回答遇阻时，新闻发言人脱口而出的请求，以及一些在屏幕上被“放大”了的飘移的目光、口音、皱眉等神态或小动作，一度引发台下“国内外记者”善意的笑声。
黄埔“二王”
这一期学员中，比较活跃的有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同他们相比，王勇平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只是“见人爱微笑”。
这个特点也在随后近八年的工作中，成为王勇平的个性特征。接触过王勇平的记者都承认，他亲切随和，从不拒绝记者提问。“他是温和的、文雅的，几乎不发脾气”，一名与王勇平相识的铁路人士说。常与他接触的记者也多有类似评价，日常采访遭围堵，他会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截至动车事故发布会之前，王勇平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和善”。“他是性情中人，对于质疑毫不回避，坦诚以对。”有记者评价他说。
在部委发言人中更为罕见的是，每次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做主持人的王勇平甚至会向铁道部领导争取时间，以便让记者多几个机会提问。王勇平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自己把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视为“富有挑战性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敌人的关系”。这在我国庞大的新闻发言人群体中，尚不多见。
“黄埔一期”培训班中，另一“王”――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也在日后引起媒体的关注。
强调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而在新闻发布会上抛出“大学生养猪论”；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抛出“媒体无知论”；批范跑跑“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五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任职时间，王旭明在发布新闻时，也常常让自己也变成新闻主角。
对于外界的争议，王旭明觉得自己只是希望把枯燥的政策转化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文化形态说出来。这也是他在“黄埔一期”培训班中学到的。那次模拟演练后，有授课专家曾告诉学员们在回答问题时，语言要生动，“不要用文件性的语言，而要口语化，多讲一些生动的例子或故事”。
王勇平的“和善”与王旭明的“激情”，两人虽然风格迥异，却同被归类为“个性官员”。这在他们曾经的老师史安斌看来，是因为民间所谓新闻发言人的“个性”不是指脾气性格，而是作为一名官员，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2008年7月，王旭明突然卸任，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他在一年后所著书中，将卸任的那天比作都德的《最后一课》。行将赴任之际，王旭明对一位记者坦言：“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当王勇平成为舆论焦点人物后，王旭明还曾给这位老同学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公开信，指出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中存在的问题。
而现在，“二王”都成了新闻发言人群体的“槛外人”。“我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我只想过安定的生活，负起自己的责任。”王勇平卸任后，对想要采访的记者说。
“对官员的政治生涯有好处”
如今，距离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名单公布，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
与2010年12月底国新办第七次公布的部委发言人名单相比，第一批的名单中的75位发言人仅13人依然“在任”。截至目前，实际待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的，只剩下8人，占总数的10.7%。其他人或平级调任本系统其他单位、或提拔转往地方、境外任职、或因年龄限制，都已经不再担任新闻发言人这一职务。
王勇平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作为新闻发言人，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人拿出来做文章，所以有时候说话也会变得很严谨。曾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来没有以“新闻发言人”身份发布新闻，还有的发言很少。
这和他们在其单位尴尬的位置，以及信奉“言多必失”的中国官场背景不无关系。
纵观“黄埔一期”学员，他们多兼任各部委新闻司司长（新闻办主任）或办公室（厅）主任。由于不是核心业务部门，发言人往往参加不了部务会议，遇到突发事件，很难第一时间了解问题的全部真相。因此在回应记者提问前，他们需要与各个业务部门多次沟通，或者获得高层领导的授权，无形中影响了信息发布时间。
“国外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部门首长的助理，参与很多决策制定和会议。同时，他们有一套新闻发布的班子。一个地方教育局的新闻发言人配备的班子可能就有一二十个人，而我2008年离任时，教育部新闻办只有4人。”王旭明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常常令发言人们陷入“两难”境地：作为官员代表政府发言，必须对政府负责，让领导满意。同时，他们又必须及时面对公众，让公众接受。稍有不妥，就两面不讨好。2007年6月，王旭明曾在《南方周末》撰文称，发言人是高风险行业，这几年他常“冒着挨骂、被曲解的危险”。
但其中依然不乏被擢升者。在分析“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后，史安斌认为，这也归因于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的事实。他们都有另外的工作主项，因此实际擢升与否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
这让史安斌想起“黄埔一期”开班时，一名领导在讲话时透露，他们向中央建议，以后提拔任用干部要优先用有新闻发言人经验的。“担任一段时间的新闻发言人，经过媒体和公众的考验，对官员的政治生涯有好处。”(资料来源：《京华时报》总第3731期《“黄埔一期”发言人仕途轨迹》，作者张然；《南方都市报》总第5414期《“转战”博客、微博的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作者：张东锋、卢雨茵；总第5413期《首批75名部委新闻发言人19人从未“发言”》，作者：杨章怀；总第5412期《多位个性新闻发言人去职》，作者：彭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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