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案【博帕尔惨案:毒气散尽后的煎熬与逍遥】
时间：2020-02-14 07:22: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每分钟都有中毒者死去,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没有人烟的街道上,然后被一个压一个地堆砌在一起,运往火葬场和墓地,在落日的余晖中火化;鸡、犬、牛、羊也无一幸免;街上的房门都没上锁,却不知主人何时才能回来。”
审判
2010年6月7日,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
这是一个巨大的废弃的工厂,你能听见鸟叫声,蝉鸣声。阳光倾泻在树上,铺筑的人行道上杂草丛生。
路对面有个小的纪念碑,是个妇女的雕像,她一只手盖住眼睛,似乎是在将眼前的恐怖拒之门外。一群小孩爬过栏杆,爬上雕塑,嘻笑着,对周遭的世界毫不关心。
墙上贴着个告示,大意是说安全生产人人有责。而墙另一边是个生锈的钢罐,足足有火车头那么大,躺在那里,一半掩在矮树丛里。
1984年12月2日午夜刚过,这个钢罐外曾经的混凝土外壳像火箭那样弹出,大约40吨剧毒的异氰酸甲酯涌向空气,有如死神巨大的隐形斗篷,让一切都骤然消逝。
26年后,这里所有的存在就像一个主题是工业灾难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览。
几公里外的法庭里,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席上是这家杀虫剂工厂的所有者――美国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的七名印度籍高管,裁定的结果是,因玩忽职守导致他人死亡,七名被告被判有罪,但并未立即量刑。按照这项罪名,他们最多将被判处两年监禁。
而仅在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统计数据显示,中毒死亡人数已达8000人。迄今为止,死亡人数已逾2万人,10万人正在受到后遗症的残酷折磨。与渎职者最多两年的刑期相比,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又是多少年呢?
而在法庭以外,附近的道路上都设置了路障,公开集会被禁止,拿着警棍的警察四处巡逻。对正义盼望了26年的人们仍然聚集在道路上等待宣判,很多人手里挥舞着写有“吊死罪犯”、“国家的叛徒”等字样的海报,然而结果却让所有人震撼、难以相信,外加厌恶和愤怒。
“这是侮辱。”一名博帕尔妇女喊道。
记忆碎片
这家杀虫剂工厂1969年在博帕尔成立时被认为是印度“绿色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出品的胺甲萘杀虫剂用于高产种子的生产。他们高喊着“科技改变印度”的口号,试图让人相信这是DDT(一种国际上禁用的杀虫剂)的“安全”替代品。
这种“安全”的杀虫剂以剧毒的异氰酸甲酯为主要成分。这种气体的密度是空气的两倍,这意味着一旦泄露,毒气就会在靠近地面的位置挥之不去。
总部在美国的联合碳化物集团选择博帕尔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厂址在旧城中心地区附近,原来是阅兵场,周围是人口密集的贫民窟。
哈斯拉・比住在离工厂门口不到100米的地方,也就是泄漏那天住的地方。她轮廓清晰,50岁出头,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一台机器吵闹地输送着冷气;她儿子的摩托车靠在墙上。一个沙发床是屋子里唯一的家具,她自己则盘腿坐在地上。
1984年,哈斯拉、丈夫以及四个孩子和婆婆住在一起,家里很穷,他们靠手卷烟过活,卷1000只――大概就是他们一天能做的量――得到10 卢比(约21美分)。虽然离工厂很近,但是他们并不清楚那家公司是干什么的,“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做电池的。”
12月3日凌晨,哈斯拉被丈夫叫醒,抱怨说有强烈气味,“他在咳嗽,说有人在烧辣椒,我也开始咳嗽,眼睛不停流泪,呼吸困难。可是,谁会在那个时辰烧辣椒呢?”
这种“烧辣椒”的气味让几千人在睡梦中死去,另外几千人在极度恐慌中奔跑着,挣扎着死在狭窄的街道上。那些跑得快的也就意味着吸毒气吸得更快,从而为自己签下了死亡担保。
多年后,有人这样写道:“每分钟都有中毒者死去,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没有人烟的街道上,然后被一个压一个地堆砌在一起,装上卡车运往火葬场和墓地,在落日的余晖中火化;鸡、犬、牛、羊也无一幸免;街上的房门都没上锁,却不知主人何时才能回来。”
联合碳化物集团曾将事件起因归咎于工人的违规操作,但事后的调查表明,早在泄漏事件发生的两年多前,三名来自美国的工程师就曾指出,工厂里有大约100处违背操作和安全规范的地方,其中10个被定为“严重”危险,但这并不妨碍公司继续减少培训和设备维护的费用。
事发当晚,储气罐用于避免污染物进入的冷却装置是关闭状态――这样每天能省50美元。
经过三年争论,1989年,该公司同意支付 4.7亿美元,法庭指出这个金额“是对所有受害者有好处的,不是罚款或者惩罚性索赔”。
每个幸存者得到2.5万卢比(约500美元),每位去世者得到6.2万卢比。1991年,为解决事件引起的法律冲突,印度高级法院称这个处理“公正、平等、合理”。然而,据一位博帕尔活动家说,在得到补偿的57万人中,8万人是不应得到的,而也有同样多的人即使应得到补偿却没有得到,“这就是印度”,他加上一句。
潜逃者
除去这次受到审判的七名印度籍高管以外,时任联合碳化物集团首席执行官的沃伦・安德森无疑也应该对这场悲剧有所担当。
然而,2002年,当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追查到沃伦・安德森在纽约汉伯顿的豪宅时,他刚从乡间俱乐部回来,正在清理车子上的沙砾。
就在博帕尔事件宣判的时候,安德森还在过着美国高管“再正常不过的退休生活”。
“沃伦・安德森没有逃避法定的诉讼程序。”他的律师威廉・克劳利八年前对《独立报》说,“他在佛罗里达和纽约有住处,每天打高尔夫,与人来往。”
博帕尔事件后,安德森仅为此承担了“道德责任”。他在事故三天后乘私人飞机来到博帕尔视察,被捕的时候相当吃惊,最终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下获得保释,保释金2.5万卢比。之后他虽然同意配合印度司法程序,但却再也没有回到印度。
安德森一直拒绝承担法律责任,说1989年与印度政府达成的4.7亿美元赔偿就是对此事的了结, 1991年印度高院要求安德森出席庭审,但是他没有出席,由此他被定为“潜逃者”,而印度政府也一直没有积极争取对他的引渡。
安德森一直都在人们视线之外,最后一个得到他公开回应的是环保人士丹尼・威尔森。2006年,他在安德森位于汉普顿的家门口整整站了两天,手里举着一张写着“沃伦,你不该在监狱里吗?”的海报,最后安德森终于出现,“他说他已经去过印度了,做了该做的,不想再谈论这件事,然后就走了。”
煎熬者
在博帕尔,你能听到无数痛苦、绝望、抉择与希望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桑杰的故事。这位26岁的小伙子在圣巴福纳卫生所当翻译,同时正在学习商务,梦想着去英国学习酒店管理。
事故发生的五个月前,桑杰出生在博帕尔,毒气泄漏的那天,他的母亲、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死在了家中,另外一个姐姐曼塔将桑杰从小床上抱起,和13岁的哥哥苏尼尔一起跑出屋子。
苏尼尔很快和他们走散了,当他被发现的时候,正躺在街上,人们以为他死了,将他和其他尸体一起扔到车上,就在被倒进河里的一瞬间,有人发现他还在呼吸。
桑杰在孤儿院长大,然后和苏尼尔、曼塔一起被政府安置在“毒气救援聚居地”。1997年曼塔结婚了,苏尼尔和桑杰搬到了别处。2002年桑杰突然中风,他在医院里瘫痪了整整24小时,“很难讲这是不是由毒气引起的。”苏尼尔受到的困扰则来自情绪上,他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日益严重,并曾两次试图自杀。2006年,桑杰离家去德里继续学业,而苏尼尔终于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联合碳化物公司,桑杰现在的态度与他第一次去那里参加抗议活动时有了很大不同。那是苏尼尔自杀的两年前,他说:“我当时非常愤怒,这是杀害了无数人的地方,我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而对此事负有责任的人却过着奢华的生活,所以我很愤怒,”他耸了耸肩,“但是我去那里几次之后,就平静多了。”
2008年桑杰参与了到德里的游行和绝食示威,他21天没有进食――和1932年甘地的绝食时间一样长。
那么,应该怎么对待沃伦・安德森呢?“人们说他该被吊死,但是这有何益处呢?他已经是个老头。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来这里用他的余生为博帕尔人服务,”桑杰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哥哥也希望他被吊死,然而吊死的人却是我哥哥。”
推荐访问:帕尔 毒气 惨案 博帕尔惨案:毒气散尽后的煎熬与逍遥 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 毒气泄漏向背风方向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