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草植树,挖土疗毒土壤修复的郴州样本】土壤分析样本的制备方法

　　肖晓红站在一片被杂草和杨树包围的荒地上，脚下是一簇簇长得茂盛的蜈蚣草。　　这里是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邓家塘村。11年前，中科院环境修复专家陈同斌带领他的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团队，在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砷污染修复基地，通过种植蜈蚣草，尝试修复此前一年遭遇严重砷污染的农田。此后至今，科研人员每年都会将采集的土壤和植物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观察数据变化。
　　“每年的最高修复效率能达到15%，有一块低浓度污染的地，我们已经修复好交还给当地百姓了。”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晓勇告诉时代周报，蜈蚣草是目前修复砷污染农田最有效的植物。
　　肖晓红恰是受聘于修复基地的一名管理人员，如果没有当年的砷污染事故，这个季节，这位农妇和村人本应下田插秧、施肥喷药。现在，他们都洗脚上岸，或自主创业，或外出打工。被污染的农田则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全部种上了林木。
　　尽管存在着耗资大、费时长、缺乏经济效益等缺陷，但通过种草植树等方式，吸附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生物修复法，被认为是修复污染土地的最好方法之一。
　　如今的“有色金属之乡”郴州，正试图以此方式为曾经因向自然过度索取，留下的疮痍进行排毒和疗伤。
　　三种土壤修复方式
　　2000年1月8日，位于苏仙区原邓家塘乡（现良田镇）邓家塘村上游的原郴州砷制品有限公司，违规将只能在生产中循环使用而绝不允许外排的高浓度含砷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渗透到附近村民的井水中，造成饮用水砷含量严重超标，总计有380多人因急性或亚急性砷中毒入院治疗。
　　经过有关机构检测，此次事故中受害最严重的是邓家塘村十二、十三和十四3个小组，涉及200多名村民和100多亩田地，受污染的水田短期内无法继续种植水稻，需要改良土壤，或改造成旱地种植其它作物。
　　这就是当年震动全国的郴州重大砷污染事故。事后，污染企业被关停，事故直接责任人因犯重大环境污染罪被判入狱，并支付受害群众各类赔偿共计230余万元。
　　12年过去了，事故留下的遗毒，至今仍如阴霾般笼罩在当地政府和村民心头：被污染的土地如何修复？
　　这个追问，同样适应于郴州多年来在矿山开采和重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被污染地块。
　　2009年，国家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场地调查。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继耀告诉时代周报，也正是在这一年，郴州着手考虑土壤修复，对全市的土壤进行了取样和监测。
　　截至目前，包括郴州在内的全国各个城市污染地块的详细数据尚未公布。不过，张继耀坦承，位于湘江源头，以矿业经济为支柱的郴州，重金属污染尤其是土壤污染，在湖南省算“较严重”。
　　“源头不治，湘江难治”，这是国家在“十二五”期间进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时提出的要求。
　　张继耀坦言，其所在的环保部门承受着不小的工作压力，“土壤修复，事关群众的食品安全和生命健康，责任重大，我们真的很着急。”
　　目前，国内的土壤修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物理法，将受污染的土地转移走；二是化学法，通过改良剂将受污染的土质改变过来；三是生物法，通过种植蜈蚣草、苎麻等超富集植物，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吸收出来。不过，鉴于郴州土壤的重金属元素本底值较高，化学法在当地难以应用。
　　在向国家申请200万元的治理资金后，郴州在嘉禾县行廊镇开始了土壤修复试点，对当地遭受尾矿水污染，铅、砷、镉等重金属超标严重的50亩农田进行治理。其中30亩改造成鱼塘—将受污染的土方挖出，集体封存，覆土种植非食用性植物，同时引进外地干净水源进行养鱼；另外20亩则种上苎麻。
　　从效果来看，“养鱼很成功。”张继耀笑称，这一示范工程已经通过湖南省环保厅验收，还得了奖。
　　不过，这一修复模式要大面积推广仍存在困难，“如果要连片开挖，土地表面至少要移走1米深，那么多的土堆到哪里去？何况还是受过污染的（土壤）。”
　　边修复,边生产
　　种植苎麻是修复污染土壤较好的方法之一，不过在郴州的治理过程中，也遭遇了实际的困难。
　　为了大面积推广苎麻种植，形成治污规模效应，同时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忧，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继耀在2008年特别批复，建议专门创办一个苎麻加工厂。
　　不过，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项目，“由于经济效益差，没有形成市场规模，政府又没有补贴，群众的种植积极性不高。”张继耀对此感到无奈，苎麻厂很快倒闭。虽然当地现在仍有少量苎麻种植，但仅限于农民自用，“用来搓麻绳、编麻袋什么的”。
　　张继耀将种植苎麻失败的原因归于资金、技术、经济效益和种植习惯等多种因素所致。
　　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遭遇严重污染的土地一般是封存起来禁止耕种的，政府要对农民给予补贴。
　　但在人多地广的中国，这一方式的推广仍存在操作上的难度，而生物法则是最相对可行的选择。
　　早在2001年，遭受砷污染的邓家塘村就开始选用生物法修复土壤。中科院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带领的环境修复团队，在此租了15亩受污农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砷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工程示范基地。此前，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时，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砷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
　　蜈蚣草具有超常的从土壤中吸收富集砷的能力，每年每亩地大约可以吸附7－13公斤的砷，其通过根系将土壤中的砷等重金属元素吸收到体内，并转移到地上部分。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和安全焚烧，一般5年内受污染地块就可以修复。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晓勇告诉时代周报，从多年来对基地采集的土壤和植物样本的检测结果观察，污染地块的砷含量在不断减少，蜈蚣草每年的最高修复效率能达到15%，有一块污染程度较低的土地已经修复好，交还给了当地老百姓。
　　鉴于蜈蚣草对砷污染土地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2010年10月，由国家总投入2450多万元的蜈蚣草修复项目，在广西环江地区、云南个旧、湖南、江西等地成规模展开，总修复农田面积达到1000-2000亩，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 　　但在现实中，由于蜈蚣草的种植时间长，成本高，没有经济效益，当地很多老百姓宁愿将土地抛荒，也不愿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为此，陈同斌将单纯的修复技术发展成超富集植物与经济作物间作的边修复、边生产的新型修复模式，即将蜈蚣草与经济作物套种，一行种植农作物，一行种植蜈蚣草，以此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本报记者在邓家塘村采访时看到，被关停的原郴州砷制品公司的厂房已经破败不堪，被湮没在茂密的杂草和灌木丛中，周围的农田上，是成片的杨树林。
　　苏仙区环保分局纪检组长曹军刚介绍，这里如今种着60多亩林木，70多亩草类，“都是10年前栽的，杨树的适应力强，生命旺盛，除了杨树，还有樟树、桂花树等多种植物。”
　　曹军刚说，通过土地流转植树种草，也要视老百姓的意愿而定，“早年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开展，就是担心因为缺乏经济效益引起群众不满。”
　　在摸索中前进
　　在邓家塘种植了4年蜈蚣草后，陈同斌团队选择了退出，其重要原因是修复所需资金问题难以解决—通过生物法修复污染土地，价格达到了平均每亩2万元，地方政府不能给予补贴，老百姓的负担重，对这种方式根本不买账。
　　虽然蜈蚣草修复基地目前仍存在于邓家塘村，包括廖晓勇等在内的科研人员亦在坚持，但种植面积和样本采集、检测频率都在逐步减少。
　　“以前采得多，一年要采六七次，这两年由于科研经费的原因，做得少一点，一年也就一两次。”廖晓勇说。
　　廖晓勇介绍，过去修复基地的经费得到一些项目的支持，近年来随着这类项目的减少，科研团队只能拉一些别的项目来继续维持，但他们仍会坚持做下去，“因为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
　　对于蜈蚣草修复土壤遇到的经费问题，环保官员张继耀表示理解，却又无能为力。
　　此前，当地环保部门曾上报了多个土壤修复项目，但上级主管部门划拨的治理资金相对较少，这些钱往往花费在污染源的治理上，“目前的治污，还是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张继耀说。
　　土壤修复耗资巨大，其效果往往难以预期，这样的担忧让地方政府对此类项目的投资慎之又慎。
　　廖晓勇向时代周报透露，蜈蚣草修复项目已经入选了国家环保部的先进污染防治目录，其在技术层面上已经非常成熟，目前推广的困难在于政府对该技术的推荐力度，“存在一个认知度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认可这种生物修复法，有的就无法接受。”
　　端午节的小长假期间，张继耀在长沙参加了一次百名专家会诊湘江的研讨会，话题是关于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土地的修复。
　　从与会专家的介绍来看，目前国内的土壤修复都还处在摸索阶段，没有很成熟的方法能完全推广，甚至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没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中国借鉴。由于资金缺口大，完全靠地方政府买单，土壤修复的进展缓慢。
　　根据张继耀的估算，目前在中国，每修复一亩严重污染的耕地，大约需要花费人民币50万－60万元。修复时间漫长，一般要10年甚至20年时间。由于各地土壤土质不一样，修复方法往往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对郴州这样的土壤重金属含量底值较高的地区，需要在实施中不断调整方案，这使得土壤修复工作变得异常困难，难以预期。
　　对当前的土壤修复模式，张继耀感到担忧，“没有国家从资金和技术层面上予以支持，单靠地方财政，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张继耀称，近年来郴州一直致力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和物理修复方面的探索，2011年底，环保部门与湖南一家环保公司签订了土壤修复合作协议，在永兴县太和乡开展的化学原位修复土壤污染的示范工程项目已经动工。
　　不久前，郴州将土壤修复列入国家“十二五”期间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规划，并上报国家申请专项治理资金，以期提高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能力。
　　而在曾经的污染地邓家塘村，如今，无田可种的农民洗脚上岸，有经济能力的，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办起了米石加工厂，生产石子、石粉等建筑材料，家庭困难的农户则外出打工。
　　肖晓红家也开了个米石作坊，日子过得还算富足。偶尔，当她去基地给蜈蚣草作管理时，脚下的土地才会让她记起，自己依然是个农民。
　　武汉40亿修复土壤
　　本报记者 何光伟 发自武汉
　　赣州的稀土矿产开采导致土壤污染，仅仅是中国近数十年来经济增长背后的一个样本。
　　如今，工业污染在农村带来生态灾难的同时，其在城市的影响也随着房地产开发逐步显现，土地污染的危害也已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距离赣州市750公里的国家老工业基地湖北省武汉市，其城区内大量化工污染企业搬迁后的土地，正在困扰着这个中部崛起的“龙头”。
　　就在2008年，武汉市要求市区内化工企业在4年内搬出三环。不少化工企业搬迁后腾出的土地，很快被地产商开发成楼盘卖掉。
　　位于江岸区谌家矶西流湾的一个经适房小区，能够容纳2400户。
　　该小区占地160亩，在其开工一年多后的2009年11月3日，武汉市环保局批复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0年9月，该地块通过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的环评验收。
　　但很多业主并不知情，这个小区全部坐落在原长江化工厂厂址范围内。
　　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花费600多万对污染进行了处理，他们用塑料膜覆盖住受污染土地，再将运来的安全土壤覆盖在膜上。
　　业主们不相信验收结论，他们也认为塑料膜覆盖住受污染土地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后来虽然采取了罢住等方式表达换房等诉求，但最终不了了之。
　　这个小区并非孤例。早在2006年3月，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竞得“赫山001号”地块建商品房，这一总面积280亩的地块竟然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随后开发商要求退地，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赔偿1.2亿元。直到2011年5月11日，该地块启动修复工程，武汉市政府需再耗资2.32亿元为毒地埋单。
　　据武汉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市还对其他7处涉污地块进行调查评估，确定了4处土壤修复试点。初步统计，武汉市整个治理、修复工程耗资或达40亿元。 　　赣州：刮骨疗伤
　　本报记者 何光伟 发自赣州
　　享有“稀土王国”之称的江西赣州，正面临着土壤污染治理难题。
　　今年4月，由国家42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赣州经过6天的调研后，形成了一个赣南苏区的环境报告。报告显示，稀土开采污染遍布赣州的18个县（市、区），涉及废弃稀土矿山302个，遗留的尾矿（废渣）达1.91亿吨，被破坏的山林面积达97.34平方公里。
　　上述赣州稀土污染的现状，也意味着整个赣州地区治理土地的困难。被矿产污染的土地不仅降低了粮食产量，也破坏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甚至让人身患疾病。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赣州将不得不为治理稀土污染而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赣州地区稀土整体治污花费的代价，需380个亿；而2011年，江西全省稀土行业全年利润为65亿元。
　　“搬山运动”
　　李日考家的责任田在几年前就荒废了，原因是稀土开采，已破坏了水源和土壤。李日考所在的赣江村，目前有近300亩农田被荒弃。
　　按照村民们的说法，污染让不少村民疾病缠身。为逃避稀土开采带来的污染，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的赣江村，以盛产稀土出名。就是这个赣南普通的小山村，曾是稀土私采和违法加工的重灾区。
　　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全球36%，而江西省就占中国稀土储量的六成，赣州市则是江西省稀土的主产地。
　　而龙南县则是赣州“稀土第一县”，已探明离子型重稀土的储量占世界离子型重稀土储量的70%，其品质居世界之首，一直享有“稀土王国”的美誉。
　　就是这个“稀土王国”，多年来由于开采稀土，让部分商人暴富的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生态问题。
　　据熟悉情况的赣江村村民介绍，稀土开采一度使用的池浸工艺被称为“搬山运动”，即先砍树锄草，后剥离表层土壤，所到之处山体面目全非。
　　在“搬山运动”中，使用碳铵或硫铵浸出、酸沉等工序会产生大量废水，水里富含氨氮、重金属等污染物。
　　村民们明白碳铵或硫铵就相当于化肥，是这些过量的肥料经稀土废水污染了水源和土壤，让他们种出的水稻疯长，“只长稻秆不长穗”。
　　公开数据显示，每生产1吨稀土氧化物要消耗7吨左右的强酸，稀土行业每年产生的废水量达2000多万吨，其中氨氮含量300mg/L~5000mg/L，超出标准十几倍至上百倍。
　　至于重金属会带来什么危害，村民们并不知晓。但村民们很清楚，他们在五六年前就种出了不结果的水稻，最后变成了一堆只能做柴火的稻草。
　　在赣州随处可见寸草不生的裸露山体，大有“苍崖铲赤壤、清溪泛黄流”的景象，黄浊臭水人畜皆不能饮用，稀土开采带来的环境灾难由此可见一斑。
　　因“搬山运动”采取的池浸、堆浸工艺提炼稀土方法简单，曾一度造成过去近20年间，赣南的土法提炼稀土遍地开花。
　　以池浸工艺为例，该方法每开采1吨稀土，要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剥离300平方米表土，产生2000立方米尾砂，每年造成1200万立方米的水土流失。
　　就在此前的4月16日，由国家42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赣州经过6天的调研后，形成了一个赣南苏区的环境报告。
　　报告显示，稀土开采污染遍布赣州的18个县，涉及废弃稀土矿山302个，遗留的尾矿（废渣）达1.91亿吨，被破坏的山林面积有97.34平方公里，需要治理70年。
　　赣州模式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就在探索适合自己的稀土管理模式，但时至今日，稀土污染的治理还在艰难进行。
　　“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搬山运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赣州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环境和生态的污染，已变得越来越严重。
　　正是在污染逐日严峻的形势下，赣州提出了稀土治理的“赣州模式”。按官方解释，“赣州模式”是在“龙南模式”的基础上，新增对稀土分离产品的控制，从稀土开采至稀土分离后的产品，赣稀矿业都拥有所有权，外部公司只受托加工。
　　事实上，早在1989年的全国第二次稀土工作会议上，“龙南模式”最先被提出，而随后的“赣州模式”即源于此，并对其加以“改进和创新”。
　　诞生于1985年的“龙南模式”，基于“村村开，乡乡开”，致使被破坏的矿山面积达17.77平方公里，尤其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已经非常严重。
　　龙南县不得不着手稀土治理，当时就提出“统一规划、统一计划、统一开采、统一销售、统一治理”，每个乡只办一个矿，全县稀土生产经营统一交由龙南县稀土工业公司负责。
　　龙南县的稀土治理方式获得了赣州市的认同，赣州市随即提出“赣州模式”。在2000年，赣州成立南方稀土矿业公司，意欲仿照“龙南模式”整合全市稀土。
　　在随后的几年里，“赣州模式”不仅控制了境内稀土开采，还通过开发“原地取矿”等新工艺减少了环境问题，使企业环境治理费用大为降低。
　　龙南县的邻县信丰县也是稀土大县，该县安西镇热水村，挖掘机和铲车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搬山运动”开采稀土，以至不少山头被削平、平地变深坑。
　　稀土矿区的人们一直饱受污染磨难，虽然当地政府也经常出台政策，希望努力改变矿区的生态，但效果似乎并不显著，而资金则是最大的瓶颈。
　　为解决因稀土矿长期开采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污染问题，龙南县和信丰县在2010年底一共获得江西省下拨的437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稀土废弃矿山环境治理。
　　官方希望矿区能变成“绿色银行”，鼓励农民承包废旧稀土矿山通过种植果树、挖鱼塘、办养殖场等形式，以达到最大限度利用废旧矿山资源。
　　在龙南县足洞稀土矿区四车间治理点，这个面积0.29平方公里的废弃稀土矿山，先前种上的杨树和松树很多均无法存活。
　　为了治理足洞矿区四车间的稀土污染，当地政府目前投入的花费已超过5000万元。每亩矿山仅复绿的费用就要超过2万元，仅这一个矿区的治理花费需要3个亿。 　　几千万资金对于稀土矿区的生态修复，仍然是杯水车薪。按龙南县官方此前的估计，如果将整个龙南县的稀土废矿水土治理好，需要资金几十亿元。
　　“刮骨疗伤”
　　地不能种、水不能喝、地质灾害增多……这一系列因稀土等矿产过度开采带来的问题，如今，让赣州市品尝到了粗放式发展的苦头。
　　为减少稀土开采带来的污染，国务院在《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坚决取缔南方离子型稀土池浸和堆浸工艺，全面推行原地浸矿工艺。
　　但熟悉情况的专家指出，禁止池浸和堆浸，只是杜绝开挖山头，实行原地浸矿，表面上保护了植被，但污染和危害还有可能转移到地下看不见的地方。
　　在上述专家看来，赣州推行的原地浸矿工艺开采稀土，并不能真正杜绝污染。加之此前开采稀土破坏的环境，随着以后继续开采稀土，注定会让赣州市走上漫长的治污之路。
　　在今年4月初的赣州市“两会”上，赣州市市长冷新生在谈到2011年生态建设时说，去年赣州完成废弃稀土矿山水土保持综合治理1915亩。
　　冷新生表示，按这个治理速度，赣州被污染的山林97.34平方公里（折合146010亩），需要治理70年，并且还是在没有新增污染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也曾表示，这么多年，赣州累计开采稀土25万吨，占全国的70%，这个贡献不能用资金来衡量，留下了大片废弃矿山，现在大致估算，治理需要380亿元。
　　如果要恢复到未开采稀土前的状态，整个赣州市的稀土矿区至少需要1000亿元资金。而赣州市在2011年的财政总收入，也就只有180.32亿元。
　　由于此前多年来的滥采滥挖，江西省非但没有从宝贵的稀土资源中获得应有的利益，反而一直在做赔本买卖。
　　江西省工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江西省全年稀土主营收入329.2亿元，利润65亿元。核算下来，稀土行业利润率接近20％。
　　20%的投入产出比，并不算低，但这里的成本仅仅包含企业人员工资、设备投入等显性成本，却没有将开采稀土造成的环境污染这一隐性成本计算在内。
　　赣州市高达380亿元的天价环境治理费用，就足以表明稀土开采的隐性成本之大，赣州市的治污代价无异于“刮骨疗伤”。
　　在江西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吴一丁看来，生态恢复也有标准，如果将标准提高，1000亿元的资金可能都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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