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乱的星空：我的大学时代 我的大学作文1000字
时间：2019-05-05 03:23: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上的大学是北京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在78级中文系二班。班上共有学生88人。中文系一班也有80多名同学，可知学中文的人声势浩大。班里最大者32岁，最小的15岁（体育特长生）。所以，班里老大哥老大姐时常戏弄“弟弟妹妹”，要他们称自己“叔叔阿姨”。可见“文革”耽误了多少代人，形成多少道可笑的风景。
上什么课，怎么上课当时是一片迷茫。中国那时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整体形势是似改而未改，似放又未放。而被整怕了的教育界和知识分子，并不知如何教书。用“文革”时的教材肯定不行，用“文革”前的又不敢，只好自编。自编只是每次上课前发几张油印篇子，里面的遣词造句明显可以看出“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雷池没越好，被人抓住打棍子、扣帽子。比如讲《现代汉语》，需要的例句就从八个样板戏里找，一时间，现代汉语课上，“小常宝、李勇奇、李玉和、杨子荣、座山雕、胡传葵、刁德一”满天飞，语法没学会多少，戏词倒温了不少遍。不过就这样，还招来77级同学的羡慕，他们说：“例句虽然可笑，可你们也算学了语法。我们说是比你们早进校半年，可这半年就学了一本毛主席诗词！
不过学生们的状况与战战兢兢的老师们截然不同，尽管学生们对中文的未来也和老师们一样迷茫，但或许由于这头两届学生大多饱经沧桑，有过艰难困苦的磨炼和坎坷蹉跎的岁月，斗志比较旺盛，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选择。有件事就给我印象颇深。
那是我通过高考上线选择学校后，某天街道又来通知，还有几所学校刚刚通过招生批准，可以补报。这几所学校是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和青年政治学院。结果我们那一批通过街道考上大学的青年议论了一下，都没有补报。原因是，政法，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经济，统购统销布票粮票；政治，打棍子、扣帽子，避之唯恐不远，躲之唯恐不及，还要学！这是由于“文革”的破坏，政治、法律、经济的学术内涵被彻底扭曲，成了歪理邪说的附庸，人们见而生厌。而热门的则是传统学科，如理科的数、理、化，文科的中文、历史，乃至考古。这里除去当时青年普遍怀有想踏踏实实学习一点知识外，还有更远大的抱负。比如学历史，很多同学想从历史上找一找我们民族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的原因；学中文，则是想以诗歌小说作武器，歌颂光明，追求真理。
思想文化启蒙是学校的重要风景
记得“文革”末期我去动物园玩，在某一亭子里休息时，见到刻在木栏上的各种各样“到此一游”的纪念。但有一句很别致且令我难忘，这句是：“为祖国多思考些问题。”这句话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那些年大多数大学生的追求。这头两届大学生，也曾被学校领导视为“不好管、不服管、管不动、管不听”的学生。这里有个主要原因，就是其中绝大部分学生年龄偏大，都具有十年或以上的社会阅历。且这些阅历包含了北到东北，南到云南，西至内蒙古乃至陕北、山西的广大地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社会经验，加之在大学中学到的文化和知识，他们中确实有不少人才。
由此，思想文化启蒙就成了学校里的一道重要风景。以“潘晓”为发轫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人生观大讨论和以13个高校中文系联合创办的“这一代”杂志为源头的大鸣放，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种情形令许多老师为之回避、躲闪乃至咋舌，认为我们的胆子太大。而老师们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为我们担心，一方面又因看到希望而欣喜，而我们浑然不觉。我们认为中国已出现了一个美好未来的初萌，为了推动这一未来尽快成为现实，最好最急迫的便是和过去的谬误清算、决裂。
如果把那时的学生思潮分成几个阶段，头一个自然就是《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的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篇文章里还提出一个当时较为著名的观点，即对雷锋精神的逆向思考，认为雷锋做好事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只是许多种价值观中的一种而已。共青团北京市委以此为契机掀起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教育运动，使大学生们的思索更加深入，更富于思辨精神。
第二个冲击波来自大洋彼岸，这就是荒谬派作品登陆中国。“等待戈多”，讲人生就是一种永无结果的从生到死的等待；“秃头歌女”讲夫妻数十年貌合神离竟成互不相识的陌路人；“变形记”中讲人变成虫后，以“虫”的角度观察家庭和社会。以及《鼠疫》、《城堡》、《百年孤独》等，一浪接一浪，令人目不暇接。
第二波尚未过去，第三波接踵而至，这回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的书一时卖得洛阳纸贵。“他人是地狱，存在即虚无”这句经典名言，不管说的人懂与不懂，大家都煞有介事地挂在嘴边，成为时尚的标志和沙龙的主题，甚至用作在情书中打动那些文化品味高的女孩子芳心的钥匙。
交际舞及各种文艺活动兴起
思想文化的步步深入必然引起物质的连锁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女同学身上。披肩发在头顶，高跟鞋在脚下，化妆品在脸上，有些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女生穿“奇装异服”，香港杂志也在班级中被当作神秘而新鲜的东西流传。“食、色，性也”这句圣人之言仿佛出口转内销般地使国人明白生活中极其简单的道理。由此，人们对代表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文明开始了热烈的追求，录音机、录像机、冰箱、电视、钢琴等逐渐涌进生活，而在大学生中，就是交际舞的兴起。
第一次见识跳舞我们误以为是“摔跤”。那是一次课后，班里两位担任文体委员的三十多岁的老大哥叫大家别走，让看他们。只见他二人在讲台前手搂着对方的背，脚底下拌蒜般移动。大家以为是表演摔跤，他们说是示范跳舞，以身作表率，开创班里的跳舞之风。
其实班里有几位女同学家里是文艺界的，她们早就会跳，这时自告奋勇出来教大家，于是三步四步乃至探戈摇摆泛滥一时。那时，各校还兴比舞，班里这几个女生人漂亮，善化妆，舞跳得好，于是被校学生会请去“打擂台”，听说打遍各校无敌手，回来还开了庆功宴。不过也有跳不好的，比如我。有次我和班里一时尚女生跳舞，我总感觉我们的步子没走到点儿上。问她，她不以为意地说：“我根本就没听那个节奏！瞎走呗！”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个老大姐，她有些看不惯。不久，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她说话了，“大家要收心，别老玩了！前方打仗，后方跳舞，不像样儿！”不过老大姐只是说说而已，也没什么人听她的。
那时北京市共青团和校学生会经常组织各种文艺活动，发各式各样的票，极大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有一次同学给了我几张票，校团委发的，中山公园某小礼堂内的音乐会。我去了一看，礼堂很小，还没有今天一个阶梯教室大，内容讲欧洲古典音乐。形式是先由主持人简略讲一下作曲家的生平和艺术特点，然后放一段这位作曲家的音乐，再讲解这段音乐中的意境。比如音乐中有穿林而过的风声，这风声可以听出来是春风，或秋风，或风中夹雨的声响，有树叶自己的震颤声和被人轻踩的声音。而人，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根据这四下里声音的渲染，就可以感到他是抑郁的或是欢乐的。大自然中泥土的芬芳，花朵的摇曳，细碎的虫鸣，辽阔的大地，遥远的天空，缭乱的星光都能在音乐中充分表达。这位主持人不过五十来岁，表情沉静，语调平和，举止从容，极为儒雅。幸亏有他一番出神入化的讲解，否则让我听去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噪音。一问旁人此人是谁，原来他就是当时极负盛名的音乐家李德伦。这次音乐会还给我留下的较深印象是，李德伦转述了西方某音乐家的两段话，一段是：“音乐应该从朦朦胧胧中来，又回到朦朦胧胧中去。”一段是：“音乐应该表达介于人类理智与感情之间的东西。”也是在中山公园，学生会还组织过看电影，有什么票发什么票，古今中外，有配音没配音，有字幕没字幕，逮住什么发什么。有一次发的是法国先锋派拍的电影，两部连演，一部叫《半个橘子》，另一部叫《莉莉爱我》，看了三个多小时一点儿没看懂。散场后，走在公园，四下里亭台朦胧，树影婆娑，月明风清，清爽怡人，心想刚才还不如在公园里散步有情趣。
说到看电影，有些事绝对不可不记。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人们对他们愤恨已极，纷纷拿起笔作刀枪，写小说、诗歌、戏剧揭批他们的罪行，于是文化部接到全国各地无数作品。这些作品根本没法处理，但又不能不看。文化部也动脑子，将它们下发到各文化单位帮着看，包括各高校中文系，每人分几部看完后签署意见。看又不能白看，文化部这时进口了不少外国电影，称资料片，不能公开放，可以内部看，称观摩。于是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有关部门规定看完一部作品可换若干张电影票。我父亲那时正在大学中文系教书，酷爱外国电影，领了不少作品，让我和他一起审，“就为多弄几张电影票”，他说。每次开演之前，还总不忘嘱咐我，“把眼镜拿下来擦干净点！”仿佛在看上帝。记得我们看的这些电影全是美国名片，如《出水芙蓉》、《魂断蓝桥》、《鸳梦重温》、《春闺泪痕》、《北非谍影》、《哈姆雷特》，以及卓别林的一些默片。这些电影比起之前只能看到的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好看不止百倍。我也从这时起才知道好莱坞绝不是诲淫诲盗的大本营。
当时进口的观摩片数量不少，因为不仅文化部引进，各部委及有办法的各单位都在引进。可大多数电影既无翻译又无配音，怎么办？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景：黑黝黝的电影院里，有人用衣服挡着光，拿个手电筒照着脚本现场翻译。但每部电影人物众多，角色切换极快，根本赶不上趟儿。比如有个毒贩子在绑人质，被警察赶到后一枪击毙，几个警察将他扔上警车。可这位翻译还在结结巴巴地说：“毒贩子正在大声咒骂……”引得全场嘘声四起。他一生气，不再做这公益事了，人们又开始劝他。在这乱纷纷一团中，电影照演，人们照看，兴趣一点不减，可见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多么急切！
“天鹅事件”与单纯的婚姻观
我感觉那时人们对电影、电视、音乐、美术和书刊杂志等的追求和兴趣，其实质是对文明和文化的向往，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这时候出现一点不文明之事，大家就会非常敏感。恰在这时，出现了“天鹅事件”。
所谓“天鹅事件”，是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八一湖”，即今玉渊潭公园湖面上某年飞来四只野天鹅。它们在湖面上栖息小住，引来不少人观赏。忽然一天黄昏，一声枪响，一只天鹅魂断水面。一查，两个年轻人干的。一问，说没吃过天鹅肉，想尝尝。
此事顿时惊扰了广大市民，人们纷纷要求惩办肇事者。公安部门不知用什么名义，将肇事者行政拘留15天以平民愤。各大学学生纷纷来到湖边安营扎寨，带着各种食物抚慰剩余的三只天鹅。又听说天鹅夫妻非常恩爱，一只死后，另一只也极可能自缢，于是又有很多人担心失夫或丧妻的那只天鹅的命运。动物学家们也纷纷撰文，或讲述天鹅习性或指导大家如何照顾天鹅。不过最终那三只天鹅还是飞走了。为了平息人们的失望、惆怅甚至愤怒，北京动物园在这湖里放了四只天鹅，我还去喂过它们。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借着湖畔微弱的灯影，我一边喂它们老玉米粒，一边看它们优雅的身影在水中转来转去。
不就是一只野天鹅吗？人们为什么会如此？社会为什么会如此？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但是看看当时贴在公园门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就知道了，那些带着时代痕迹的留言真是令人难忘。“天鹅是什么？是美丽纯洁的象征。我们已经多少年没有美丽，不知道什么叫纯洁！”“打死的不是天鹅，是我们心中的美和善！杀死天鹅的不是猎枪，是我们大脑中的愚昧！”“过去，我们不懂什么叫爱，那是‘文革’的罪恶。今天的行为，说明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不懂、不知、不配！无爱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有用爱来拯救！”“扫除愚昧，任重道远！”记得我那时每天去看去抄，心里感到十分温暖，有时像有团火在燃烧，觉得那时国家和民族就像浴火重生的凤凰，充满希望。
那时人们的单纯，也体现在婚姻观上。班里的许多同学，年岁都在谈婚论嫁的范围，男欢女爱自然是题中之义。不过前些年我偶然看到一部名为《桃李》的小说，真把我“震”住了。从开篇头一页到末一页，几乎无页不性。里面的人物，从教授到研究生再到本科生，无人不性，无时不性，无事不性，让人越看越没了“性”趣。据说对照今天，还很真实。果真如此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说我那时的情形。
说起我们的婚姻观，有一个当时极其流行现在似乎已经消亡了的词语，“共同语言”。这是青年男女在交往过程中牵手或分手的主要理由。成也由它，败也由它，心往一处想，话往一处说，劲往一处使，共同语言决定着男女二人的现在和未来。
所以，那时除非双方家庭极悬殊，一般不大考虑对方的家庭条件经济基础。长相、身高当然要考虑，也不绝对。而作为具有共同语言的爱情标准则是，对方要有文化，有理想，爱读书，重感情，不流俗。最不能容忍的是，不上进，不念书，没正经，小算计，市侩气。至于性，似比较远；而情，则相对重。苏小明唱的那首“林中小路”的境界似乎就是爱的化境。林中小路，月下牵手，走下去，走一生，静静的，慢慢的。平凡、充实、纯洁、美好，这就是爱情。
回想起来，那时的择偶标准，在共同语言的前提下，也仍然是传统的郎才女貌。所谓“才”，是指当时最为女生看重的男生，必须具有创造才能。即拿中文来说，是会写诗歌、小说、散文的人，或是公认有思想深度、思辨能力强、擅长高谈阔论的讲演家。若喜欢专门学术或讷于言不善表达者，易被女生冷落。所谓“貌”，倒不全指美貌，而指气质，大约有三个标准较为流行，一个是“典雅”，一个是“清纯”，一个是“娴静”。但实际上没有几个女生能够名符其实地占有其中任何一种气质，纯属男生们的白日梦。至于“性”，有过一阵来得突然去得迅疾的“性解放”大讨论。开始时，班里不论男女，差不多人人参与，不久后纷纷退出，成鸟兽散。回头来看，这场讨论，从始至终，大家是以不清楚进场，不明白退出。到头来，什么叫“性解放”，没人说得清。与今天的性开放，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代大学生优缺点同一
我们这代大学生，我个人觉得，优缺点都是一个，即激进、冲动、敢作敢为，做事欠考虑，欠周密，勇于负责却又自以为是，很难接受教训。细想，这些优缺点的形成和那时人民对大学生的宽容和厚爱有关。
70年代末，经过个人努力考上大学的青年，被人们称为“天之骄子”。我还清楚地记得，学校发的白底红字的校徽，就是“天之骄子”的标志。别在胸前，无论在哪里，都会招来别人的注目和羡慕。物极必反，由于“文革”对文化的践踏，现在人们翻过来，迫切希望得到文化，拥有文化，大学生就成了“文化”的象征。从某种角度上说，大学生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思想解放洪流中的各种思潮，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禁区的冲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将欧风美雨再一次引入国内，大学生们功不可没。然而这一切，如果没有那时人们对大学生们几乎无条件的尊重，对大学生“代表文化”这一意识的坚定维护，大学生们也无所作为。即便当时大学生已经显露的一些缺点，也被人们宽厚地包容了。那时的大学生确是“天之骄子”，也就有了一些骄子的习气和毛病。这些，我们过去并未意识，高高在上的感觉蒙蔽了一切。时光流逝，今天回头重新审视，才慢慢有些觉悟。
总体来说，那时的学生比较善良单纯。我还记得毕业不久后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有位非常老实的同学有天在郊区路上被一个流氓暴打，被打得晕头转向无路可逃的他，不知怎么掏出水果刀把那流氓扎死了。消息传来，不少同学主动为他奔走活动，并为他联系班里其他同学。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班很大，不少同学平常只是见面点头，并无深交。此时听到这事，却个个着急，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来办。到家里探望他的父母，到监狱里探视他，找律师咨询，找自己在公检法的亲戚朋友询问有关法律问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听说有谁推脱。另一件事是，班里有位老大姐，上学时年已三十，并有两个孩子。在她上学这四年间，她那位当工人的丈夫省吃俭用全力支持，全心全意抚养孩子，让她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她毕业后，觉得和丈夫实在没有共同语言，无法沟通。但要离婚，又没法说出口。最终，她跳楼自杀以求解脱。闲暇无事，往事来袭，有时我想，在今天这个讲求“钱”途“性”福、个人至上的环境里，这样的事也许再不会发生了。
四年很快过去，从桃李芬芳弦歌一堂，到曲终人散天各一方，似乎只是白驹一隙。临别的情景十分感人，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大家又开始了各自的又一种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