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政见者到执不同政见的总统】政见

　　1989年11月，捷克爆发“天鹅绒革命”，捷克人终于实现了他们为之奋斗多年的理想，和平地转型为民主体制。昔日的政治犯哈维尔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领导的“公民论坛”也在随后的多党选举中获胜，他本人则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发生在一个戏剧家身上，似乎预示着哈维尔未来还会面临更富戏剧性的冲突。作为一个文学家，哈维尔关注的始终是人性，人的存在。他早年参与巴拉斯特德剧院的小剧场演出，并不是关注政治，而是关注生活。但在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空间的社会里，要探讨“我是谁”的存在问题，就必然会撞上制度之墙。
　　当哈维尔被动地卷入政治后，他采取的仍然是文学家介入公共领域的思维方式，关注人的良知、道德和责任感。塑造了哈维尔思想的，除了他剧作家的身份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捷克文化。强调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在捷克的政治生活中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就是一位哲学家，他将客观世界与价值的真实结合起来，声称“意义也是一种事实”。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哈维尔这代人。
　　另一个影响哈维尔思想的人是帕托切克。还在16岁时，哈维尔就读了帕托切克的《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自在世界》，并认为“这些书是现代捷克文化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值得反复阅读”。帕托切克曾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生，由于他坚持自己的哲学思想，新政权成立后被解除大学教职，发配到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但他一直坚持在自己家里给学生讲授现象学。上世纪50年代末，哈维尔曾聆听帕托切克一次不公开的演讲。后来，他在巴拉斯特德剧院再度见到帕托切克，听他讲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寻求事物意义的精神深深吸引。
　　思想源流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最终遭到苏联军队镇压，胡萨克政权上台，推行“正常化”政策，极力压制自由思想。很多参与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失去工作，艰难度日，但他们并没有屈服。1976年，一支年轻人的摇滚乐队遭到当局无理指控，哈维尔等人立即发起声援，抗议国家对思想的控制，联合发表了著名的《七七宪章》。当时，大多数捷克人出于恐惧与利害考虑，沉默地接受了充斥着谎言的生活，仿佛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布拉格之春”。宪章因此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每个人对当前的人权状况都负有道义责任。
　　宪章的第一个发言人就是帕托切克。在他看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在现代捷克，帕托切克是将伦理行为重新引进哲学思考的第一人。在《何谓七七宪章》中，他强调了重建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存在不是只为了维系社会运转，更是让人成为人。不是人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帕托切克对普遍人权观念的阐述便基于这一立场，“深信国家和社会必须认可某些高于它们的绝对的事物，某些即使对它们来说也是受制于此、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事物。”这一思想成为捷克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
　　他们俩最后一次谈话是在茹兹内监狱。宪章公布后，组织者和发言人很快遭到逮捕和审判。在一次审讯间隙，帕托切克面对未知的审判结局毫不在乎，他一如既往地斟酌着词汇，和哈维尔谈到死亡，谈到人类不朽及人类责任观念史，并相约出狱后继续讨论。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在接下来的审讯中，70岁高龄的帕托切克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葬礼成为知识分子一次反专制的集体抗议。
　　帕托切克的名言是：“有些事是值得为之受难的。”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他的思想被哈维尔继承了下来。在哈维尔看来，人类的道德与真实生活有着切实的内容，它们所蕴含的价值在人们探索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存在于“自在世界”中。现代建构理性和现代科学也是从这个“自在世界”发展出来的，现在却系统地背叛了它。在《无权者的力量》《狱中书简》和各种访谈中，哈维尔一再强调道德、良知和责任的作用。他提出“后极权”的概念，用于指称“生活在谎言中”的社会与政治秩序。
　　所谓“后极权”，是相对“传统专制”而言，按照哈维尔的解释：“如果革命的狂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激烈的暴力布满了传统专制的方方面面，那么，这种气氛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已经完全消失了。”在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神话和领袖神话已经破灭，权力者已经没有了前辈的原创力与严酷性，只是为了合法性而被动地延续意识形态。人们也不再真心相信意识形态，但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仍不得不装出相信的样子。
　　正是由于大多数人默认谎言的存在，才导致了社会的冷漠、屈从和伪善，从而不自觉地成为这个制度的共谋，“人性中显然存在着某种倾向于制造至少是忍受这种制度的东西。”“不仅是制度异化了人性，同时，异化了的人性也支持这种制度。”因此，“后极权”的特点就是谎言和共谋。为此，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口号，呼吁人们说真话，拒绝谎言，恢复做人的尊严，将道德视为生活的基础和起点。他本人几度入狱，始终不屈不挠，也是基于这种面对真实、不畏权力的道德勇气。
　　
　　
　　新噩梦
　　然而，对于转型后的民主社会，哈维尔很快就感到了失望。他当然也明白，新捷克需要民主法治，也需要市场经济。但采用休克疗法转型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崇拜金钱，以及众声喧哗的社会生态。而这一切变化，恰恰又是哈维尔不熟悉和未预料到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他一直所反对的。
　　虽然哈维尔出身大资本家，从小受到新社会歧视，甚至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他却承认自己一直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他所信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思潮在东欧知识分子中属于主流，重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对自由市场经济有天生的抵触情绪。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作家，他们的思维是批判性的，不是建设性的。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下人的异化、疏离、碎片化和流行艺术导致了人文精神的沦丧，这比物质贫穷更可怕。事实上，几乎所有反抗极权的苏联、东欧作家在流亡西方后，都会产生幻灭感，与“金钱社会”中人的冷漠、自私和精神空虚格格不入。
　　早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就对现代文明的过度理性化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同样是一种现代化。有一次，一个法国左派学生对他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时，他愈加感到了这种全球性的精神危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在失去对生活本真意义的追求，其原因就在于理性和科学试图越过从前的“自在世界”的界限。为此，他认为人应当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抵制一切非个人化的权力。用他的话说，就是建立起“反政治的政治”，将传统权力游戏的政治改变成人类获得有意义生活的道路。
　　不可否认，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在“后极权”时期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但在转型为民主制度后，哈维尔和许多苏东知识分子一样，面对市场社会却倍感失落。他对议会民主和宪政法治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很少提出建议性意见，而是继续发表批评性言论，始终坚持他一贯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这种治国理念使他与全力推动市场经济的总理克劳斯产生分歧，后者更强调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校正社会道德的作用。在新的民主社会中，哈维尔发现自己再一次显得格格不入，成为一位“执不同政见”的总统。
　　1993年，哈维尔赴美访问，应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作了一次演讲。这篇演讲从后极权时期的一件小事开头。他说：“记得有个时期，我的朋友和熟人在街上看见我，他们都会避开。虽然我从未那样想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看做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停下来跟我谈话，他们会不得不为没有公开反抗政权向我道歉，要么向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做，要么声称反抗是无意义的举动来为自己辩护。通常这种谈话对双方都是很困难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避开我。”
　　“另一个原因是害怕我被警察跟踪，仅仅因为跟我谈话也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不靠近我是容易的，这样他们就会避免双方不愉快的谈话，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的迫害。总之，对这些朋友来说，我成了一个不便。对不便的态度最好是避开。”
　　接下来哈维尔谈到现状。在后极权崩溃三年后，民主社会又成了一个新的噩梦。当时，所有东欧国家都在急于摆脱前政权的遗产，抚平创伤，恢复民主，但伴随着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建立，也产生了令人忧虑的现象。当强迫一致的制度垮台后，人们急于恢复自己的身份认同，表达各种不同观点。人们开始回想起民族的光荣和受难，要求历史的赔偿，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开始甚嚣尘上。市场和民主同时也导致了消费主义、生态灾难、公共舆论的混乱、选民的变化莫测、社会道德的缺失。在哈维尔看来，如果人们对这些现象保持冷淡，就像当初那些避开他的熟人一样，仅仅把它看做是某种“不便”而回避它，放弃自己的责任，那将是危险的。“任何认为世界或历史只是各种不便的积累的态度，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拒绝真实，最终抛弃真实。它会导致姑息，甚至共谋。其结果无异于自杀。”
　　制度或人性
　　哈维尔将这一切归咎于过去的政治制度，认为极权制度不仅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而且还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所有方式，破坏了社会的自然秩序。当这个制度突然消失后，人们不可能立即就接受符合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基本准则，许多人对此感到空虚和沮丧，再一次面临道德的危机。
　　东欧转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就像罗马帝国崩溃后，既带来好的结果，也带来烦扰。要在极权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世界，其复杂艰难不亚于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基督教世界。
　　哈维尔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美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是一位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15岁时就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学校教育，自动从中学退学，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写诗，被称为“街头诗人”。1972年，他被前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先后在美国各大学任教，并于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当布罗茨基读到哈维尔的这篇演讲后，随即写下一封洋洋洒洒的公开信，质疑哈维尔的见解。他承认，政治人物与文学家是不同的，但哈维尔将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完全归于制度，这使他看到某种政治人物的套话、炫耀和矫情。作为文学家同行和从前的囚徒，他感到哈维尔的演讲不仅涉及捷克的过去，更涉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大问题，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写这封公开信。他写道：
　　“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儿并没有给你的事后聪明带来什么益处。你真的肯定人们仅仅是因为尴尬和害怕‘潜在的迫害’而避开你，而不是因为体制看上去很稳定而排斥你？你真的肯定他们中没有人把你看做一个被监视的、难逃厄运的人，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就没想象过这些人在晚上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了。这下够他受的了。’”
　　在布罗茨基看来，这些人回避哈维尔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他们的良心，因而感到内疚，而是出于半个世纪以来的标准：他不是一个殉道者。所有人都会犯有某种过错，这些过错完全与国家无关。所以每当国家权力侵犯到个人时，人们往往会认为这是应得的惩罚。“一个人也许会坚信国家是错的，但很少有人能坚信自己的德行是完美的。更不用说监禁和释放一个人都是出于同一个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被释放后，他很少会对别人曾经回避他感到惊讶，也不期待所有人会来拥抱他。”
　　对这些捷克人来说，哈维尔不过是人面对邪恶时的一种德行试验，他们不愿意妨碍这种试验的进行。这不是一个“不便”，而恰恰是一个“方便”。“难道你就没想象过这些人在晚上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了，他太高尚了，所以显得很不真实。’”
　　因此，哈维尔想要表明自己是正确的，这其实毫无意义。人们当初排斥他，现在又支持他，同样都是出于自利的原因。对大多数人来说，实现民主制也是为了自利。如今，人们已经以他们的远见回报了哈维尔，选举他担任了总统，他们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既然自利总是会损害他人，哈维尔所称的“不便”就是词不达意。这个词只是那些勇敢反抗邪恶的人的一个道德安慰，他们往往会无意识地把自己视做善的代表，回避对人性的分析。
　　思想者的对话
　　布罗茨基指出，“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和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一面窗户，而是我们自身的映像：人类消极潜力的映像。在世界这个部分超过三分之二世纪发生的事，它的重大性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减弱的。……你所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崩溃，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人类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本性的问题。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你都不应该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还应当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发明出来模糊它自身的现实的。”
　　无论极权制度还是民主制度的噩梦都不是出于什么“不便”，归咎于外来的“主义”是一个“方便”的托辞，事实上在世界不同文化地区，都能看到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激情。应当承认，人类学上的滑坡在20世纪早已发生了，“主义”不过是触发了这个滑坡而已。它和大众的自利有关，一部分人以损害另一部分人而获得了利益。因此，把道德沦丧的原因归于一个政治制度是很“方便”的，但却是无意义的。
　　真正的原因在于，“人类是危险的”。牢记这一点，人们才会追随伯克和托克维尔，而不是追随卢梭、傅立叶和蒲鲁东，在世上建立起一个更少自利和更少灾难后果的社会。
　　显然，在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问题上，哈维尔与布罗茨基其实是处在同一个思想维度上，都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不是经济，而是道德。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文学家，哈维尔虽然对人性有相当的了解，并指出正是普通人的共谋帮助了极权制度的延续，但仍将其观点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将人性异化的主要原因归于制度，而布罗茨基却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不需要取悦大众，而是直指人性本身的恶。
　　在演讲的末尾，哈维尔指出，几十年来极权制度中断了社会的自然发展，一旦制度转型，所有被压抑被篡改的民族和历史问题都涌现出来，要在一个废墟上重建文明是异常困难的，如果不想将现状仅仅当做是一个新的“不便”而漠视它，就不能仅仅考虑外部的原因，如国家的经济、私有化的进展、民主政体的巩固和人权的维护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们自身，我们的局限和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
　　这里，哈维尔重申了他在《狱中书简》《政治与良心》中的观点，即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重新建立起与高于我们之上的事物的联系，“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与邻居、与万物的新关系，找到万物的形而上秩序，这是道德秩序的源头。”
　　布罗茨基不同意哈维尔的这种看法，他写道：“总统先生，如果真的存在形而上秩序，那它也是黑暗的，它的结构特色就是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冷漠。因此，就人类道德而言，人性恶的观念最接近这个秩序的内涵。每个作家都是一位读者，假如你浏览你书房的书架，你一定会意识到，你收藏的大部分书籍不是有关背叛就是有关谋杀。将社会建立在人性恶的前提下而不是人性善的前提下，无论如何也要审慎得多。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至少可能使社会在心理上感到安全，即使不是在肉体上。”
　　这样的认识已经接近自由主义的观念，但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学家，不会从中导出宪政法治的结论，他只是一个对人的心灵感兴趣的诗人，所以他认为：“如果最能证明人的消极潜力的是谋杀，那最能证明人的积极潜力的就是艺术。”至于“全球责任”“多元文化”等词汇是那些民主国家的政客们所使用的，而不是像哈维尔那样深刻了解人的心灵状态的人所使用的。
　　哈维尔曾说过，他本来只想做个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结果却阴差阳错地当上了总统；有意思的是，布罗茨基在公开信中也劝哈维尔做一个“哲学王”。他建议哈维尔利用自己的总统地位，“不仅将你的知识转达给人民，而且还要治疗人的心灵，使他们成为像你一样的人。……让你的人民了解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将一个民族变成有教养的人民。”
　　争论未竟
　　哈维尔读到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后，很快就在《纽约书评》上进行了简单回复。他认为他们俩讨论的问题是一样的，但采用了不同的事实证据。自斯大林去世后，捷克领导人就越来越具有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点，个别官员甚至常常在私下批判这个体制。至于知识阶层就更不用说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大多数人都越来越意识到，如果这个体制继续存在下去，最终一定会毁掉社会的基本道德。
　　与那些公开反抗体制的知识分子相比，大多数人形成了一个“灰色地带”。对他们来说，哈维尔等人的存在确是一个“不便”，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问自己，他们是否应当做点什么来加速体制的改变，而不是仅仅在私下里发发牢骚。哈维尔认为，这一点表明，捷克与俄罗斯是不同的，布罗茨基的批评是出于他自己的经验。
　　在俄罗斯，反抗极权需要更高的道德勇气和智力。哈维尔写道，“由于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少数作家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伟大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工作，以及继承了少数不可制服的艺术家，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巴别尔、佐琴科甚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工作。你向往自由，并且获得了它。当你那些亲密和疏远的朋友看到你为胜利付出代价而走进监狱时，他们很可能会说，他们一点也没有感到处在自由所带来的不便的危险中，也许他们还会从中获得某种阴暗的满足。”
　　哈维尔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奥匈君主宪政制下，尤其在捷克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人曾有过相当程度的自由和民主，这种传统迄今仍保留在家庭生活之中，保留在学者的著作中。因此，获得自由对捷克人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事业。
　　这封公开回复信不乏机智，却很简略。当时，哈维尔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刚刚签署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家的文件，并出任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一工作耗费了他大量时间。他与总理克劳斯在治国理念上的分歧仍在继续，捷克人仍然尊敬他的勇气、正直和诚实，但对他反对市场经济的理想主义言论却越来越厌倦。三年后，患难与共的妻子奥尔嘉去世，哈维尔本人也发现身患肺癌，他已经无暇深入思考和讨论这样重大的问题。就在同一年，布罗茨基在美国家中溘然长逝。
　　直到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哈维尔才从来访者口中知道布罗茨基去世的消息。惊愕之余他不禁怅然良久，毕竟他和布罗茨基对于人类状况的很多观点是相通的。谈到那次争议，他对来访者说：“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分。”这番话表明，哈维尔虽然长期担任总统，但始终没有失去一个文学家的感受力。
　　在哈维尔的内心，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政治家。 他是想把政治变为一种道德向导。他曾盼望有一天双方能当面沟通，继续这一讨论。然而，这个愿望已经成为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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