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文坛“争鸣”场景|80 90年代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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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2007年7月5日；2012年2月20日 访谈地点：北京 访谈人物：刘锡诚：原《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长、《文艺报》编 辑部主任
刘洪霞：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刘洪霞：您的《在文坛边缘上》提供了大量详细的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史材料，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是极其珍贵的。现在学界越来越趋向于用历史的材料说话，来呈现出历史的现场感。您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想请您谈一谈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坛是怎样的气氛，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文学作品、文学事件和有争议的作家，您认为那个时期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
刘锡诚：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好从《文艺报》回到家里，有些重要的材料没有销毁。当时是1983年下半年，周扬找我，叫我到民间文艺家协会去主持工作。那时，我不愿意去，当时作协的领导也不同意我走，因为我那时是《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但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我还是去了。走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回家来，这样的好处就是没有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弄丢，还能协助我的记忆，印证我的记忆。当初写这本书也没打算怎么样，就是想把这段历史，这段我经历的历史写下来。因为在文艺界，还有更高层的人，接近中宣部，接近中央，对整个文学潮流、整个文学思潮，有着更大的影响。但在具体处理事情上，不一定比我们更契合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过程。
刘洪霞：这本书写的是1977-1981年这个时间段，但似乎至少应该写到1984年，因为这段时间的文学环境有一个相对的整体性。
刘锡诚：是啊，现在出版社的好多朋友也让我继续写下去，他们说只有你有这些材料，别人还真没有这些材料。我说，哎呀，好吧。还有的朋友说把他们手头的材料给我，让我来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还真有时间的紧迫感。写这本书主要靠我的积累，包括我年轻时的积累，笔记本，所以花了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写完这本书，这在中国也算是没有人写过。写完了，现在就想把那段历史也结束一下，告别一下。也许，将来会接着写，但很难说。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总是会浮现出来，谁讲了什么，什么样的姿态，发生过什么事情，我都能记得。当然还有笔记本，还有些文书档案，这些材料《文艺报》报社都没有了。《在文坛边缘上》这本书写完后，我又写了这本《文坛旧事》，它的时间段要长一点。
刘洪霞：据我所知，学术界对这本书是一片赞扬声。我觉得它最大的成功应该是以当事人的眼光比较客观地陈述那段历史。
刘锡诚：哈哈，赞扬声，那是你们学术界。我不过是能够实事求是，对那些事件没有夸大，没有缩小，很客观。另外就是语言比较平实，这是我着力去把握的东西。我不能上纲，不能去加很多个人的色彩。尽可能地把原本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是我这本书能把握得还比较成功的地方。因为一共六十多万字，不采用比较平实的叙述文字，很容易出问题。到现在为止，这本书没有受到责难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客观。当然个别地方有一点小问题，例如哪一天的时间记错了，但是很少，只有一两个地方。就是广东省的一个新时期文学的会议，请周扬他们去做报告，我写的是任仲夷，记错了，广东方面马上给我来信指出来，这是个别的。其他还没有什么受到责难。
刘洪霞：我想了解的是，为什么当时有很多作品都成了“有争议作品”？这些作品具备了怎么样的特质才被批判的，当时是结束了“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批评标准，是不是因为经过了混乱的时期，解冻之后，进入新时期则出现了更多的混乱。当时参与“争鸣”的范围是不是很广泛，上至官方，下至读者，当然还有批评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么多意见不统一的声音？像《文艺报》和《时代的报告》这两个刊物之间会“争鸣”起来，为什么呢？当时，《文艺报》与《时代的报告》就《在社会的档案里》这部作品展开了“争鸣”，双方“交锋”了几个回合，各不相让，为什么两家官方的刊物会这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两种力量，即开明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呢？那么，最后是不是以开明派——《文艺报》的获胜而告终呢？后来，《时代的报告》停刊了。我细读了当时的文章，发现《时代的报告》批判《在社会的档案里》，而《文艺报》批判《时代的报告》，《文艺报》并不是完全肯定《在社会的档案里》这部作品，而是主要批判《时代的报告》的批判方式，即“文革”的批判话语。
刘锡诚：解冻以后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没有一个统一的批评标准，我们《文艺报》有自己的理念。“文革”以前，《文艺报》是党的喉舌和哨兵。但是我们复刊的时候，就不要这个口号了。当然从中宣部那里看呢，它还认为你是哨兵，你要站岗，你要发现问题，赶紧提出来。但是我们《文艺报》这些人是比较传统地培养出来的，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在文艺观点上基本上继承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流派，一直到后来都是坚持现实主义，我们认为背离现实主义都是不正统的，我们有我们的观点看问题。那么，相对来说，从伤痕文学开始，又推动了这个事实，如果我们不推动的话，不可能在《文艺报》形成这个潮流。你想想，像《班主任》、《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样的作品，怎么可能那时候在《人民文学》发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啊。《文艺报》在推动这个潮流上应该是功不可没。刘心武那时候在学校工作，张洁那时候就是个小姑娘，她家我都去过，她家里和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完全一样。一个人呢，特别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有写作追求的人，她就追求这种情调，她小说里写的契诃夫的书在她家的书架上都能找到。那个时候是这么个环境，写作者们希望有一个团聚的地方，有一个率领他们前进的地方。我们《文艺报》的这些做法，有一些同志就认为走得太快、太过了，而那些作品对我们的社会否定太多了。“文革”虽然不好，但那是我们共产党身体上的伤痕，共产党自己的伤痕，我们对阴暗面不能这么搞，一个劲儿地揭露下去，这样开始就产生了分歧。
刘洪霞：是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吗？《文艺报》算是开明派吗？
刘锡诚：当时叫解放派，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推波助澜弄起来的。地方上一出现一个作品，我们马上在《文艺报》上推出来，也就是肯定了这种潮流。我们不仅这样，我们还给《光明日报》写文章，还有《人民日报》，当时《文艺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是很一致的。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思潮，越弄越远。他们呢，以为他们站在共产党立场上，认为我们背离了共产党，因为揭露共产党自己身上的伤疤，社会的阴暗面，没有处理好，所以这个事情开始就这么搞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路子上，就出现了《太阳和人》的问题。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小的摩擦，但集中地展现当时的分歧就是《太阳和人》。《苦恋》的事情出来以后，我们就是按兵不动，我们充其量就是搞一个综合消息。矛盾最尖锐的、引起中央注意的就是《苦恋》，之所以引起中央注意是作者的原因，作者是很有名的，原来是部队的，后来打成右派了，写这个作品就引起注意了。组织批判的人一个是黄钢，《时代的报告》当时是一个很“左”的刊物，当时挂在外交学院的一个什么国际研究所，他是一个老革命。再一个就是《解放军报》，他们来势很汹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地方上的杂志，我们都是很慎重的态度，当时情况迫使就发一个综合消息，不置可否，并没有太严厉的态度。但不标志着我们很同意白桦对《苦恋》艺术上的处理。它实行的是内部放映，但写成脚本的时候，并没有人出来提出反对啊，只是在内部放映这个片子以后，才出现这个。至于黄钢他们发表之后，《解放军报》一下子把这件事情都弄出来了。实际上是在指控《文艺报》不表态，这样他们才写报告，让邓小平讲。最后讲的就是《解放军报》不要再搞了，最后让《文艺报》写篇文章，写完了之后就叫《人民日报》转载，把这件事情结束了。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以军队的报纸出面来做，那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边是民间的，我们一直是扛着，我们没有采取行动。那么，最后中央决定让《文艺报》写文章，《文艺报》谁都不愿意写，冯牧不愿意承担，冯牧就走了，去了兰州，吴建是他的老领导，过去当过宣传部的头儿，他就去那里养病去了。孔罗荪是从来不干这事的，他年龄比较大，是三十年代的文艺家，他是周旋于一些老文艺家之间，实际《文艺报》的工作，他并不做多少事情，给他校样他就看，简单画几个勾，接着就给你，你们看着办吧。当时实际主持工作的就是副主编，唐达成就变成了没办法逃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