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用之用”到“平民文学”|平民文学

时间：2019-04-11 03:17:2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考察周作人，我们会发现，他早期的文学思想到了五四时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是又同鲁迅有所不同。这与时代的变化、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直接的关系。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从主张文学的“不用之用”走向了“改造社会”。
　　周作人早期的“不用之用”文学观，其实是有其“所指”和特定“内涵”的。我们可以称这是其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力主摩罗精神，留日期间的周作人，也明显受到欧美文艺思想家泰纳、勃兰兑斯、宏德等人的影响，促成了周作人初期“转移性情，改造社会”文学主张的形成。宏德更促使他运用西方谨严缜密的文学理论体系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他把他们的思想整合为“不用之用”的功利观，这是因为这时期周作人认为文学的使命不在有形之实而在“神思发现”，认识到“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否定了文学为政治实用的“文以载道”观，建立了文学“远功”的观念，即强调更有深远的功用，以文学转移人的性情，从而改造社会。
　　但是，周氏兄弟对浪漫主义思想的吸取，影响了他们的美学观。鲁迅更多吸取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从而对儒家的“和谐”与“中庸”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美学进行批判，鲁迅提倡的是一种动态的美、力的美。而周作人是一种静态的、悲哀的、至正中庸的美。周作人在《论文章》中反复申述他的选择原则：“是以论文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为长。”“惟其义主折中而说近似者，则如近时美人宏德之说，庶得中庸矣。”宏德将文学定义为：“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周作人在此基础上又从四个方面加以铺陈：“其一，文章云者，必形之楮墨者也。其二，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其三，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也。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壮，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周作人说：“吾取宏氏之说，意主持平，颇不欲故就新奇，致迕众目。”“中国的文学和诗歌习惯于描写的是温和宁静的境界，没有狂躁，也没有忧郁，诗歌和绘画既不会像梵高那样去赞美猛烈的阳光，也不会去表现暴风雨、黑夜和死亡，它所习惯描写的只是黄昏、薄雾、梧桐细雨、晓风残月。”
　　鲁迅的作品中常常有死亡、黑夜、绝望的主题，体现同命运的抗争。而周作人笔下的苦雨、苦茶、俗食，透露出士大夫的情调，渗透出悲伤、忧郁情怀，在精神与文化心理上更多的是温和、中庸、和谐、稳定。我们把其“不用之用”理解成唯美主义文学观是不对的，理解成与改造社会无关的思想也是不对的，它们是一种特别的浪漫主义。在其《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中，都关注了民族存亡和发展，他主张注重思想启蒙，试图通过文艺的“新生”来重建“国民精神”，要求“立人”。但是，想用“立人”思想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希望当然是渺茫的。
　　当新文化运动到来的时候，作为《新青年》同仁、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语丝社等文学社团的重要同仁，周作人调整了自己的看法。他亲自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和《语丝发刊词》，他这时发表的一些思想评论文章，明确地提出了人道主义文学、平民文学的主张。这个转变是为了适应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有正面提出人道主义的必要性，这是周作人文学思想从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表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周作人的“平民主义”文学观，其实同“不用之用”的观点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有一个共同目的，是改造中国。
　　平民视角，归根结蒂是人道主义的视角。传统文化中那些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平民格格不入。周作人是向中国人介绍英国心理学家霭理斯最早的学者，霭理斯的“人从社会的存在还原为自然的存在”的思想，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其所界定的“人”不是阶级社会中处于一定阶级关系中的具体的“人”，而是无阶级性、无国家民族差别的抽象的“人”，其所谓的“人性”，也仅仅是与兽性和神性相区别的人的本体意义上的属性。周作人说：“近来很流行‘民众’这个字，容易生出许多误解，譬如说‘民众的言语’，大家便以为这是现实‘小百姓’嘴里所说的话，他们语汇以外的字都是不对的，都不适用。其实民众一个字乃是全称，并不单指那一部分，你我当然也在其内，——所谓平民、国民等等名词，含义也当如此。”
　　周作人针对中国过去几千年文明中缺乏“人”的独立地位，批判了阻碍人性发展的兽性和管束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僵死礼法。在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中他说文学应表现“人性”和“动物”性两方面，既表现人作为高尚动物的神性一面，也应该表现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他希望建立“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人际关系，这与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所谓“尽人力所及，取人力所需”有关。在《平民文学》中他又进一步提倡“以普遍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的平民文学，具体说来，就是要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写自己的“真意实感”，而不“雕章琢句”。周作人竭力倡导基于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主张，对于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提高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认识，使人的个性能获得正常的和合理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作人是观察生活细致的人，所以能够发现别人忽略的人生。而且这个人生是苍凉的、灰暗的。他的一些散文、诗歌作品都是写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普通人民平凡的生活，实际上符合了“平民文学”的时代要求。
　　周作人从“思想革命”上思考问题，认为文言文可以宣扬“纲常名教”、“忠孝节烈”，白话文也不是不能，没有一个“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就是空话。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与鲁迅是完全一致的。周作人的散文、诗歌作品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写女人，写小孩，写朋友，写自己，展开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也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提出关注个人亦即关注人类：“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天足》、《资本主义的禁娼》展开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感慨》关注儿童教育；《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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