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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成阶段与展望】 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阶段可分为

    时间:2019-02-09 03:20: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翻译事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翻译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阶段,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第四次翻译高潮。经过无数前辈翻译家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本文对中国翻译理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总结,展望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发展方向。
      关键词: 中国翻译理论 形成阶段 展望
      
      一、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成阶段
      翻译是一项与人类文化、思想交流密切相关的活动。从汉末用文字记载的佛经翻译开始,我国的翻译至今已17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家、理论家们孜孜探索,总结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系统。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形成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中国传统理论翻译的形成期。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65年流传于至国。佛教徒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开始。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在魏晋南北朝时得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我国译论的论述一般都从三国说起,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与宗教直接有关。发生在汉魏至唐宋元时期的佛经典籍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
      最初阶段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规模不大。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译经组织,译经事业蓬勃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高僧主持译事,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这次翻译高潮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对举凡哲学、绘画雕刻等无不发生深远的影响。佛经佛典的翻译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盛举。通过大量的译经实践,我国的译经大师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翻译经验,虽然对于翻译理论的探讨多停留在“文”“质”之上,但却是我国翻译理论的开端,为我国翻译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停滞期。佛经翻译在北宋时已基本结束,此后由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统治者闭关锁国,翻译活动几近停顿达六百年之久,翻译理论基本是空白。至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开始了科技翻译,这次翻译高潮大体历时两百年。它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传教士联袂来华不可分割。这两百年间,中国翻译史上形成了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个高潮。
      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界的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徐光启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测量法议》等书。李之藻是我国明代著名的科学家、译著家。他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乾坤体义》等书。李之藻说:“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实质上强调了对原文的忠实性。
      (三)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期。鸦片战争后至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这次高潮起源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此期间共翻译出版了四百六十八部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著作。这些科学技术著作,一方面起到了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作用,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在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上实质性的起步与进展。这次翻译高潮,初期以翻译“造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为主,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期以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次翻译高潮影响在政治方面,封建政体解体,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在文学方面,以文言文为主体的创作语言让位于白话文,文学的体系从原来诗体文学为中心地位转化为小说为中心地位。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林纾是与严复并列的大翻译家。严复主要翻译社会科学著作,而林纾则主要翻译小说。林纾强调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灵相交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翻译活动一直保持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见解,而且我们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至解放后的翻译: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鼎盛期。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也进入了翻译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四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我国译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茅盾、钱钟书、傅雷等一大批翻译家。
      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
      傅雷认为由于每个国家的文字词类、句法构造、修辞格律、俗语都各不相同,因此用一国文字表达另一国文字的特点精华就如同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但“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还是忠实于原文的形式?”而今这一观点还是翻译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1964年,钱钟书提出“化境”说。他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与傅氏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说法不一,但精神实质无异。
      二、中国翻译展望
      从过去至现在,中国翻译走过了风风雨雨,经历了高潮与低谷。先后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介绍西方翻译理论为主的觉醒期,九十年代的反思期,以及新世纪之初的全面建设期,中国的翻译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翻译研究距离一个成熟完备的现代理论体系,足以使一个理论成为一个可证实,可证伪。而今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翻译在日益频繁的语言文化交流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交往活动日益增多的形势下,翻译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实用性。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也希望被世界了解。中国需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中国也有大量优秀的东西需要推介给国际社会。要研究翻译理论,就必须了解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清楚翻译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流派。随着未来世界的变化,中国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从而会带动翻译文化学的进一步发展。21世纪,翻译研究将忘记自己的出身,必将拥有更广阔的天地。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引进和借鉴外国翻译理论的成果,而且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这一宝贵的文化财富,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北京对外翻译公司,1998.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4]穆雷.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及展望[J].外国语,1995,(4).
      [5]刘宓庆.翻译理论研究展望[J].中国翻译,1996,(6).
      [6]许钧.在继承中发展[J].中国翻译,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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