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中国美术史重点

时间：2018-12-25 03:32:3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主要在悠久的中国美术史学传统之外，简要介绍了海外的一些研究者在古代绘画史方面的成就，他们从异域的角度开辟了新的治学道路，尤其集中在几位有典型代表性的学者作品上。如高居翰和苏，立文，从早期汉学研究的格局逐渐分化出来。凭借扎实而有份量的著作使中国画学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他们的方法既有考证严格的优点，又具备方法论的自觉，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研究中国画学的学术群体。
　　关键词：中国绘画形式风格　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方闻作为普林斯顿大学荣退教授，长年来对中国传统画史的研究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东部学派”，近几年方闻也调整了自己的方法构架，以回应各种新出现的问题。由是想来。这一“内”一“外”之别只是相对和方便的命名，并无绝对界定的必要，任何画史对画家和作品的研究都要有“内外”的兼济才行。实际上，中国传统画史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与这种方式矛盾，只不过比较零散和不系统，不像西方学科那样分门别类而极具理性法式，它们之间相互还可以借鉴对方的优势而体察自己的不足，不然的话，别人说的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把“中国”仅仅当成了材料和解析的范本，才是我们在学习海外学者成果时应该引起反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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