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美国宣道会在广西梧州的传教活动|广西梧州
时间：2018-12-24 03:24: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对传教政策的保护，基督新教各团体开始往广西拓展教务。1896年，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来到梧州，开始了它在广西的传教之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其传教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关键词：美国宣道会 梧州 传教
公元1世纪创始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再次大规模传华，这是基督教继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和明代天主教入华后第四次传入中国。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声，西方宗教文化也敲开了中国的门户，各教会陆续进入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出现了大批西方传教士。这次入华的基督教与明清之际有所不同，即基督新教入华之势更猛，发展更快。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对传教政策的保护，基督新教各团体开始往广西拓展教务。尽管新教势力并没有天主教在广西那样的显著，但仍有一些传教组织不断进入到广西从事拓荒之作。当时先后来到梧州的主要有美南浸信会、英国循道会、美国宣道会等。
宣道会原名“国际宣教士国外宣道同盟”，后改为“信徒与宣教士国外布道同盟”，简称“宣道会”。宣道会的创立者为宣信牧师，该会的宗旨是要将福音传扬于全世界。不过，在1895年前，作为与广东毗邻的广西，宣道会尚没有涉足，但之后他们却急切地想要在广西寻找传播福音的立足点。当年，宣教士白礼贤（A.Burien）首先来到广西贵县东津，在那里建立了宣道会在广西的第一座教堂，然而不久就被当地的群众所驱逐。①尽管一开始就遇到挫折，但传教士们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广西的门户――梧州作为进行传教的突破口。
广西境内多山，自古陆路交通极为不便，水系却十分发达，是珠江水系西江流域的主流段，而梧州正地处西江下游，在由桂入粤的重要河段上，长年为广西出入东部的重要通商口岸，早在明清时期梧州地区就是当时广西对外工商贸易最为频繁和繁荣的地区之一。梧州作为西部地区的一个水城，可以说是近代广西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因此，对于传教士来说，梧州无疑极具诱惑力。从1896年到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宣道会传教士在梧州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初步试探时期
1896年冬，美国传教士斐约翰（John.E.Fee）和另一位传教医生高乐弼（Dr.R.H.Glouer）沿西江首次来到梧州，以替人治病为掩护进行传教活动。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梧州城里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据称当时他们在城内买到一间无人居住的民房（据此屋主人传说有鬼，故能轻易买到），作为施医赠药传教的场所。从周围环境来看，此屋的地理位置相当好，座落在大街上，面对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了这个据点，便为随后的传教活动奠定了基础。
和传教士们初次到达一个地方一样，他们的到来，立刻引起了梧州市民的注意，很快吸引了当地民众的目光，有人因好奇心而开始围观，并打探他们的生活起居。据说“因为睡房小，做了一张临时用的折叠床，被人看见，硬说传教士站着睡觉”。②但是，这种好奇心很快便被一种恐怖的谣言所吞没：“……中国妇女听说传教士用婴儿的眼睛作药，特别害怕，拒绝进礼拜堂，又传说为了配药方而弄空死人的肚子。烟囱冒烟说是煮小孩子。”③在谣言的流传下，人们再不敢踏进房屋一步，更不用说前往传教士住所接受洗礼入教了。从最初的被驱逐到谣传四起，传教士们可谓经历了在广西进行拓荒工作的无数艰辛和考验。关于这段生活和亲身经历，传教士们在自己所总结的广西反教激烈的原因中提道：“广西地势多山，土瘠民贫，居民一千三百余万人。人民素来反对基督教，其原因有三：（一）因常有外国流氓到本省招买苦工，俗名‘卖猪仔’，故以为传道人亦如其人。（二）因洪秀全反清，而伊以信耶稣为名，我若信道，亦属作反者。（三）因其时湖南曾国藩最有势力，常刊多种书籍，寄至本省，反对真理，遂使人民越发顽梗。有此三因，所以反对道理最力。而传道人入驻十八省中，则又以湘桂二省为最困。”④
2.条约保护下的发展时期
传教士们在梧州的传教工作是面临着无数的困难和艰辛开始的，但这样的开局并没有使他们从此放弃。到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传教士们终于迎来了传教的转机，这与当时的中西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1897年2月4日，英国以同法国势力相平衡为由，迫使清政府订立有关英国在南方几省利益的协约，其中《中缅条约》附款第十九条专条中规定，将梧州等埠辟为通商口岸，并同意设立领事馆事宜。该条约明确写道：“彼此言明，将广西梧州府……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轮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广州至三水、梧州往来；由海关各酌定一路，先期示知……。”⑤紧接着，“他们（英国）的炮舰开到了抚河口，抢占了白鹤山前面的山头建立了英国领事馆。传教士同时也利用不平等条约掠取了传教特权，购买土地，大兴土木，设立教堂、医院、学校等机构二十多个”。⑥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美与清政府订立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具有允许传教特权的条款，允许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进行传教、游历等。传教士们披着条约的外衣，到处进行刺探情报和传教活动。又由于传教士具有本国国民的身份，受到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其行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此时梧州又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并设立领事馆，这无疑对传教士的宣教活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据称仅在1897年便有三人受洗入教，这是传教士来到梧州之后发展的第一批教徒。这一年，“他们（传教士）先后于塘基街（今大中路）买了7间民房建立教堂；又买了5间，后来开办为建道女校和幼稚园。再后，美籍希乃锡（Hess）到梧州又以400两白银购得河西白鹤山山地8.24亩”。⑦随后，传教士便以梧州为中心，向四周开始拓展福音，使传教活动范围逐渐加以扩大。接着，藤县（1897）、桂林（1898）传教士都建立了传教据点。1901年以后，邕宁、雷平（今属大新县）、龙州、郁林、北流、容县、陆川、博白、融县、罗城、宾阳和三江等地，也都建立了宣道会的传教基地。⑧
民国期间，为了进一步向乡村传播福音，宣道会梧州堂于1925年成立了勉励会，专门负责向梧州附近的乡村及岑溪等处布道，据称“当时只有八人，除每礼拜日学习演讲外，余无别项工作”。⑨到1929年勉励会重新进行了改组，由八人增至十五人；由于业务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到1931年会员人数进一步增至二十余人，并议决每月出发到乡村布道一次，时间定于每月末的礼拜一出发；而“由1934年至今年（1935年）更为努力，工作则由近及远。去一日或两三日之路程作工”。当时“勉励会布道的地方有进理村、长洲、夏郢圩、岑溪、思贤乡、高旺村、胡村、黄埔头、封川、都城、宝封园、钱鉴村、火山背、旺步村、三云山等处”。⑩1933年，梧州宣道会教徒人数已达250人，是所见到的有记载的年份最高纪录。{11}在这之后，教徒人数有所下降，多保持在160人左右，如1935年有教徒158人，1936年有151人，1937年有166人，1938年有166人。{12}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宣道会在梧州的传教活动，无论是从地域范围还是从信教人数来看，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哪怕是在1925年受到“非基运动”的冲击，其传教活动依然没有停止。
3.抗战到来后的撤退时期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底日军登陆广东沿海，中日双方在梧州近邻的佛山、肇庆一带展开拉锯战，很快日军的淫威就威胁到广西梧州及内陆一带。在此抗战过程中，西方教会同本地市民一样也受到强大的战争冲击，教会在外的资金遭受冻结，传教士和教徒生命财产亦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如此境况下，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不得不做出暂时撤离梧州等地的决定。至1944年，日军侵犯梧州时，宣道会设在大中路的教堂便被日机炸毁，此时宣道会总部只能暂迁西面的柳州。抗战胜利后，宣道会重返梧州，并在大中路建道女校旧址上重建新的礼拜堂。解放前夕，传教士们注意到腐朽的国民党军队已经不能阻止强大的解放军南下，广西桂系军阀必然崩溃。就在广西的解放指日可待之时，宣道会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和安排教会随后的工作，也就是在失去国民政府这把保护伞后决定迅速撤离广西。1949年8月，美籍传教士丁惠民（Dlesliu Hafc）等人抵达梧州召开协会委员会，将教会行政权、经济支配权、华会产业管理权、差会产业托管权等委托给华会，并公开举行了授权典礼。与此同时，宣道会在大中路礼拜堂举行封牧典礼，封立华人范能彬、刘恩厚和钟本庸为牧师。{13}年底，西教士全部撤离梧州，避往香港。
从以上的发展过程来看，美国宣道会的传教士们在梧州开展的传教活动，并没有呈现出很明显的规律，他们主要以梧州为跳板，迅速地向广西其他地方传播福音，逐渐由城市向乡村步步渗透，达到广传福音的目的。当时入教者多为生活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且教徒在人数上的变化也受当时国内局势的影响。
注释：
①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②W.H.Oldfield，Pioneering in Kwangsi，Christian Publications，Inc. p83.
③同上。
④牧冕述意，滨沂笔记：《梧州教会》，刊载刘粤声编：《两广浸信会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会出版，1997年2月二版（重排增订版），第364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0页.
⑥范能彬.回忆梧州基督教宣道会的反帝爱国斗争.梧州文史（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梧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1984年版，第34页.
⑦伍尚良，车作汉.梧州市宗教志.中共梧州市委统战部编.《梧州史志》编辑部出版，1993年版，第35页.
⑧钟文典.广西通史（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⑨《宣道消息周刊》（第六卷），1935年，第36期，梧州专号；转引自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著《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⑩《宣道消息周刊》（第六卷）1935年，第36期，梧州专号；转引自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著《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
{11}李泳河等：《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各县概况》（第一册），1934年版，转引自庾裕良、陈仁华、吴国强著《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页。
{12}伍尚良，车作汉.梧州市宗教志.《梧州史志》编辑部出版，1993年版，第48页.
{13}刘恩厚.《广西基督教宣道会在解放前后的应变措施》，《广西文史》（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63年版，第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