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时期粮食单产提高有哪些阻滞因素]2019年进入小冰河时期
时间：2018-12-23 19:50: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前清时期的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的有实力的大国之一，但是中国当时的粮食单产由于受到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增加缓慢，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关键词：前清时期 农业 粮食单产
前清时期的中国是雄踞东方的大国，当时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1700年是23%，就是到了1820年仍然有20%。［1］（p71）这说明当时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是不容小视的。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当时依旧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可以说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清政府的征课中最大的项目就是田赋，占到了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2］（P252）前清时期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不俗的成就是建立在农业的发展之上的，但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一环――粮食单产却没有很大的提高。前清时期粮食平均亩产为367斤，比明代晚期亩产346斤增长21斤，增幅只有约6%。［3］（p189）前清时期的粮食亩产比明朝晚期提高了一些，但是其增加的幅度有限，尤其是相对于中国当时众多的人口而言，并不是很高。前清时期粮食单产的提高显然是受到了若干因素的阻滞。
第一，生产技术方面，前清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是体现在农艺学方面，但是农业生产工具却没有质的改变。
前清时的农艺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深耕、旱播、选种、施肥等等，这反映了前清时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并没有出现与前代相比有本质改进的农业工具，仍然以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定型的犁、锄头、铁锨、铁铲、耧车、秧马等为主。在使用传统的农业工具的情况下，农民的生产劳动是十分繁重的，凌介禧在描绘前清浙江农民生产水稻时写道：
“方春耕，尽日之力不及一亩，必再耕而土脉始和。渍种而布之为秧，移秧而种者为苗。田之不溢不涸乃可插。雨阳不时，籍人以戽之，施工莫计。插后旬日根始坚，有草蔓焉。攒钉为板，以挠苗隙，谓之搅，亦尽日之力一亩。再旬而叶长。跨秧马以芸之，膝行泥中，以手代耜，日曝于上。水渍于下，虫啮于旁，夏畦之病，莫苦于此。尽日之力又不及一亩。耘而粪，苗始秀。有资者再粪，亩获二石。无第粪，获不及焉。粪而再耘，秀始实。不耘则秕糠焉。天时和于上，人力尽于下，方庆有年，旱潦不及，力倍而收歉焉。”［4］（p347-348）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单凭自己的劳动在耕种、施肥过程中费尽辛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可一旦气候不利，施肥不够，连一亩地收获二石粮食的水平都不能达到，这说明当时粮食生产效率很低，粮食产量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由此可见，没有生产工具的实质变革，粮食单产想要有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第二，土地经营方法方面，就全国范围而言，仍是在小块土地上劳动密集型的经营。
首先，前清时期在清政府的引导下开垦了不少土地，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如：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康熙四十七年（1708），首次达到600万顷以上，康熙六十一年（1722）更达到851万顷余，至雍正三年（1725），则达到了890万顷。［5］（P154）耕地面积在不断增加，但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口的增幅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速，所以人均占有的耕地数量依然是下降的。例如，1753年时，人均耕地是3.14市亩，而到了1833年，人均占有的耕地数目就降至1.45市亩。（详见表1）
（注：题目为笔者所加，资料来源：引自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农业出版社，1985.第190～191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前清时期中国总体上是人多地少，这是当时的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前清时期主要是小规模的土地占有。其次，诸子均分财产的制度也是造成前清时期小规模土地占有的原因之一。中国与欧洲不同，在财产继承的问题上有诸子均分的传统，即每一个儿子，无论长幼，都平等地享有继承父辈财产的权利，大家庭的财产在儿子们中间平均分配。（见表2）
（来源：摘录自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56～61页。）
透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无论拥有多少土地，在诸子平分家产之后，每个小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都大大少于分家之前，经济实力也随之下降，多子家庭情况更为明显。例如，上表中提到的歙县陈正征家里有十一子十一房，分家前有田地336亩，属于中等收入水平。而分家之后，每家仅有30多亩土地，成为了下等收入家庭。假设一个家庭由于自己的劳动和机遇发家致富，得到了大片的土地，但是，由于人口的繁衍，家庭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分家之后，小家庭也只能拥有小块的土地。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出现，所以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能永远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因而，就总体而言，前清时地权大部分分散在为数众多的中小业主手里。这些中小业主每家只有百余亩田地，少的只有数十亩，多的也不过三四百亩。［6］（P244）再次，前清时期土地交易的产权不明晰常常会给买田地者造成很大的损失。例如，当时房地交易时候存在“活卖”和“绝卖”两种方式。前者指房地交易时，留有回赎、找贴（索贴）等权利。后者指一次性推收过割，实现所有权完全转移。由于民间习俗上允许找贴，有些已经将田地绝卖的卖主利用各种理由照样找贴，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这样一来，造成房地交易中产生田产纠纷，有的甚至引起旷日持久的官司诉讼，使得买者倾家荡产。［７］买来的土地，却没有切实的产权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购卖土地的欲望，也造成前清时期占有土地的规模无法扩大。前清时期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土地买卖是卖方市场，土地交易中多为小额交易，前清时期一个家庭平均每年买入的田地的数量都很少，有的甚至不到一亩地。（见表3）
（注：题目为笔者所加，来源：摘录自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M］.新星出版社，2006.第166页。）
在该表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平均每次购买的土地数量很少。这就造成当时土地经营的零碎化，即每一户所拥有的数量有限的土地不是集中在一处，而是分成小块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前清时期的中国农民主要是在小块的土地上耕种。他们大多无法使用大型的农具提高工作效率，有限的土地面积也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在当时存在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通过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即所谓耕作的集约化来提高产量。但是，随着前清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土地面积又很有限，使得粮食产量的增加不与投入的劳动力成正比例，如“水田增加一个工，只能增产约三十分之一，种两季稻不过比种单季多收百分之二、三十，而劳动力和费用的支出增加近一倍”［2］（p158）。由此可见，前清时期，中国农业这种在小块土地上靠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使粮食产量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
第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减少了粮田的面积，对粮食产量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前清时期大量种植，占用了大量粮食用地。例如，18世纪初，经济作物的种植（包括甘蔗，一度还有棉花）的种植占用了广东的一半耕地，广东只能生产出所需的一半大米。［8］（P161）而在经济作物种植集中的长三角地区，粮田的面积也在下降。（见表4）
（来源：根据［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09页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从上表可知，在1750年左右，在长三角地区粮田面积所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高的地方不过1/2强，而低的地方不到1/4。前清时期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每亩土地的粮食单产提高的空间有限，要想提高粮食的产量只有通过扩大外延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增长，即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前清时期经济作物的发展挤占了不少的粮田，粮食产量的提高自然会受到影响。
第四，前清生态环境的恶化，对当时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不良影响。
前清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较高，当时农业的抗灾能力弱，因而对粮食生产危害较大。从时间上看，从顺治朝到嘉庆朝总共受灾2646次，平均每年受灾15次；从空间上看，在北方受灾最多的省份是直隶和山东，而在南方受灾最多的省份是安徽和江苏。［９］上述受灾严重的地区正是当时农业发达的地区，这对我国当时粮食生产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从道光年间山西的收成情况便可发现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产生的较大危害。（见表5［10］（p284））
由上表可以知道，山西仅仅受到还是比较小的自然灾害的影响时，大多数州县的收成一般就只有六、七成，小灾尚且如此，大灾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前清时期生态环境的恶化，除了自然原因，人为原因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岭南地区的森林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见表6［11］（P215））
从上表可以看出，整个岭南地区1853年的森林覆盖率比1753年的森林覆盖率年减少了近一半。森林被认为是地球之肺，对森林的过度开发将会破坏生态平衡。人们在山区毁林开荒虽然暂时能获得一定的收成，但这必将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土壤失去肥力，最终也会因土地无法耕种而影响到农业的生产。这就像乾隆十年江西武宁的情况：
“江西棚民垦山，深者至五六尺，而土疏而种植十倍。然大雨时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利亦竭。近太平山、大源洞、果子洞等处，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１２］
结语
前清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经营方式、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粮食单产的提高相对较慢。要解决这一问题，依靠中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是不行的。需要寻找新的办法：使用先进的农业工具，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业的经营方法，增加经济效益。在进行生产的同时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
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而粮食问题更是首要要素。自古民以食为天，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问题，那么这个国家的稳定必然受到影响。前清时期中国的粮食单产不能提高，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因缺乏动力而发展逐渐缓慢。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有着纷繁复杂的历史根源，我想这便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1］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农业出版社，1985.
［4］张研.清代经济简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5］章开沅主编.宁欣,刘伟副主编.中国经济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6］赵冈.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与地权分配［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7］马学强.“民间执业 全以契卷为凭” ――从契约层面考察清代江南土地产权状况［J］.史林，2001，（1）.
［8］［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9］闵宗殿.关于清代农业自然灾害的一些统计［J］.古今农业，2001，（1）.
［10］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M］.人民出版社，2003.
［11］［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2］同治九年《武宁县志》卷22，转引自［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