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
时间：2021-07-12 04:00: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五四时期如何动员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参加救亡图存的斗争，是青年毛泽东总结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而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关键一环、也是后来毛泽东在与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提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革命的实质和毛泽东探索的特点，使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成为夺取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成为后来挥之不去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1-005-04
一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成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焦点问题。而毛泽东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直至十六岁以前，一边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一边接受传统的私塾启蒙教育。或许是受家庭出身和眼前农村生活贫困刁败的影响，他喜欢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旧小说，而不大喜欢那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是，凭借着过人的记忆和理解，“六年的孔夫子”教育也学得很好。旧小说之贫苦农民起义的“平等”、“平均”思想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开始交织着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使他从小就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思想感情。1910年4月发生的长沙饥民暴动几乎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而他对第二年发生的韶山饥民“吃大户”的活动，因其影响一般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的利益，又觉得其方法不对。[1][P110-111]或许这时应该重视农民问题的思考，已经成为青年毛泽东的一个潜在意识。
1910年秋进入东山小学堂求学开始，青年毛泽东比较广泛深入地接受梁启超所作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的启蒙，认定“宪法为人民所制订、君主为人民所拥戴”的国家，才是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并受梁氏《新民说》的影响而认同以“变化民质”入手来从事社会改革的主张。[2][P8-9]1911年春考入相乡驻省中学后，又开始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诸多言论，当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试试。”[3]武昌起义爆发后，青年毛泽东积极响应大家投身革命以建立民国的号召，[1][p116]决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革命军。辛亥革命的亲身经历，使改良派重视思想启蒙与革命派重视革命行动的各自特点，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上得到了历史的统一。
190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后，又更为系统深入地学习以儒学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并深受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的影响，以“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自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开始探索如何“变化民质”以“改造社会”的问题。
1915年9月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为号召，掀起了一场比较彻底地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解放运动，使青年毛泽东进一步认同先改造国民性再改造社会的救亡之途，并且以思想道德改造作为文化启蒙与唤起民众之间的中介。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相当明确地说道：“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而变换全国之思想，不能依靠改良变法等枝节措施，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只能依靠内含宇宙真理的“大本大源”的理论灌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4][P85-86]这个理学的思维方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要求：即“宇宙真理”既要与民族救亡相关、又要与民众利益相关，才能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前，青年毛泽东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适合中国的行之有效的“宇宙之真理”。但这却成为他认识、辨别、区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从而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衡量标准。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更为坚信唤醒民众的重要意义，并开始从物质生活层面看待唤醒民众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社会实验的破产，终于使他在坚守唤醒民众的思想基础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正如他在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长沙大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的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5]P2]并在第二年回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5][P4]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认识和解决工农民众之历史地位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就认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宇宙之真理”，从而“老老实实的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
二
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的党纲中，就明确宣布要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自己最高理想的根本手段。一般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是开展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力量。因此，阶级斗争学说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在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分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然面对三重障碍：其一，无论是党内的右倾还是“左倾”错误思想，都把目光聚集于工业无产阶级身上，而认为农民群众是愚昧、保守和落后的历史惰性，因而不会认为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其二，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宗法家族和封建迷信思想，必将成为启发农民群众阶级觉悟之巨大的惰性力量，导致一个如何以阶级意识代替宗法家族意识的历史难题；其三，唯一能够成为革命之先锋和桥梁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由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所决定而对农民群众采取同情、怜悯甚至讥讽、嘲笑的态度，难以承担艰巨的启发农民群众之阶级政治觉悟的历史任务。上述障碍是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特点。换句话说，历史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放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身上。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结底是要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原理成为广大工农群众争取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正如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所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P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