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

时间：2021-06-19 04:00:5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摘要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戈尔巴乔夫同样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苏联改革开始后，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开始出现，冲突愈演愈烈。对此，戈尔巴乔夫缺少应对之策。他教条主义地坚持列宁的民族理论，盲目相信联盟的吸引力，对极端民族主义没有采取有效的制约手段，直至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最终导致了联盟国家解体的结局。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阶级苏联解体
　　作者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民族问题也随之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苏共还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也深信这一点，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在苏联改革开始后，在民主化、公开性这一宽松的气氛下，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开始出现。先是雅库特事件，接着又发生了阿拉木图事件，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等，这些涉及民族问题的事件并未引起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到1988年以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归属问题上的冲突愈演愈烈，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迅速发展，民族争权利的运动发展成了民族分离运动。对此，戈尔巴乔夫又缺少应对之策。戈尔巴乔夫教条主义地坚持列宁的民族理论，盲目相信联盟的吸引力，对极端民族主义没有采取有效的制约手段，等到民族分离主义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联盟国家解体也就在所难免了。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的认识
　　1986年2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通过的苏共新纲领，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先赞扬“正是社会主义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然后他也不得不承认，“今天在扩大民主和民族自决的背景下，在所有民族的自我意识都在增长的情况下，族际主义进程在加深，在有利于各民族繁荣、有利于各民族相互接近、有利于社会的基础上公正地解决产生的问题特别重要。在此，不能不说，在民族关系方面存在我们要与之进行斗争的消极和变形现象”。他提到了阿拉木图事件，强调族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性，强调在领导干部中要反映民族构成。[1]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找到承认民族主义的合理要求、用族际主义抑制民族主义的办法，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队伍反映民族成分，无异于鼓励民族主义者与联盟国家斗争。1987年发生了许多与民族有关的事情：1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了反俄罗斯人的示威;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举行了抗议游行，要求恢复历史的真相;从10月起，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自治州爆发了要求同亚美尼亚共和国合并的运动。
　　1987年苏共中央在组织工作部内建立了民族关系工作部，后来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但在理论上，戈尔巴乔夫仍在重复传统看法。在1987年11月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仍然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2]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仍在空谈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3]。正是对民族问题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在民族问题出现时，戈尔巴乔夫才感到措手不及。
　　戈尔巴乔夫对出现的民族问题没有予以重视，反而认为在民族方面存在一些矛盾与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他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要加强族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1988年2月18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在二月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族际关系问题，“只有在尊重各民族的成就、荣誉、文化、语言和历史时，在尊重各民族间广泛的共同性时，才可能有真正的族际主义和各族间真正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我们最伟大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任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都是与之不相容的。民族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盲目无知的”[4]。到1988年中，民族运动发展起来了，戈尔巴乔夫才改变了盲目乐观的态度，1988年11月26日，他在最高苏维埃发言时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苏联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在制定和实施革命性的改革计划时，如果改造社会的工作不考虑居住在我们这个大国的所有民族的利益，我们是不会取得成功的”。但针对有些人认为应该约束公开性，戈尔巴乔夫仍然自信地表示：“不，我们恰恰要珍惜改革、民主和公开性进程，以抵制分离主义、无责任感和变形。”戈尔巴乔夫要在民主和联邦制框架下解决出现的民族问题，保障加盟共和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扩大和保护它们在联盟内的主权。[5]面对日益突出的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盲目遵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把维护理论的纯洁性而不是国家的统一放在了首位。
　　“民族自决权”是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坚持的主张，实质是政治独立权。在1917年10月列宁曾说过：“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6]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支持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有利于削弱当权者的力量，也是布尔什维克动员民众的手段。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苏俄承认了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国内战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国家，把已经宣布独立的各共和国重新联合在一起，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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