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分析
时间：2021-04-22 08:0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以罗斯韦尔和泽格维尔德的政策工具分类法为X维度，以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战略为Y维度建立二维分析框架，分析京津冀三地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本发现：供给型政策工具整体而言总量适中，但是内部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需要加大对资金投入、基地建设和科技支持的重视程度以加强政策推动力;需求型政策工具相对来说比较短缺，需进一步加强政府购买、外包服务和海外交流以加强政策拉动力;环境型政策工具总体偏多，需进一步简化细化策略性措施和完善政策法规以加强政策影响力。
关键词 政策工具;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04-0031-07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自2014年提出以来备受重视。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备受学者关注。近几年，教育领域政府使用的新政策工具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也在交互使用[1]。本研究以格莱瑟（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的扎根理论为基础，扎根理论更加关注对现实存在的自然呈现和发现，并非精确性和验证核查，研究过程只能代表研究者本身的立场、反立场和例子，并非清楚划分的过程和定义[2]。本研究以编码的方式将政策文本的内容转化为定量数据，用量化的描述方式分析当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及其比重，结合本研究所设计的二维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深入的定性化分析，以从整体上把握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的现状，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分析框架
（一）政策工具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政策工具的相关研究，80年代随着西方对政策过程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工具逐渐成为公共政策领域关注的焦点。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是政府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政策工具的选择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来阐明可供决策使用的政策工具，并对这些工具进行了有意义的划分[3]。德国经济学家基尔申（E.S.Kirschen）和他的同事们最早进行政策手段的分类，他们提出了64种类型的手段，但没有系统阐明这些手段，也没有建立关于政策手段的起源或其影响体系[4]。麦克唐奈和埃尔莫尔（McDonnel and Elmore）采用四重分类法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劝导”“提高能力”和“制度变迁”四类[5]。加拿大政策科学家布鲁斯·德林和理查德·菲德（G.Bruce Doern and Richard Phidd）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自律”和“全民所有”两种类型[6]。加拿大西南弗雷泽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 Howlett）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副教授M·拉米什（M. Ramesh）以政府提供物品与服务的水平为标准提出了更加简单和完善的分类模式：自愿性政策工具、混合型政策工具和强制性政策工具[7]。
当前“公共治理”范式下，政策工具的选择已经不是简单的“目的—工具”技术性选择，而是要受到环境、惯例、决策者价值观、目标群体多重因素的影响，政府应灵活运用多元化工具以提高其治理效能。英国瑟赛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员罗斯韦尔（Roy Rothwell）和荷兰海牙应用科学大学泽格维尔德（Walter Zegveld）根据政策产生影响的着力面不同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影响较大。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提供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保障，起到一种直接推动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强调政府通过刺激市场繁荣或是培育新兴市场，降低市场进入障碍，引导社会资源的参与，与政府形成合力，起到一种直接拉动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是通过创设外部环境条件和配套设施，提供环境支撑，起到间接影响作用[8]。本研究采取此政策工具分类方式全面衡量政策产生的影响，以从整体上把握和分析政策内容。
（二）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回顾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调发展工作汇报中明确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地位;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由顶层设计转向全面实施。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8月，京津冀职业教育首次携手达成“天津共识”，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5月，首个跨京津冀的职教集团北京商贸职教集团成立;2016年2月，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心成立，协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京津冀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模式;2016年10月，京津冀职业教育教学协同发展联盟建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教学协同发展章程》;2017年2月，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教育协同发展“十三五”计划》，强调三地将继续开展职教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合作组建一批跨区域的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建设一批职业院校培养和实训基地;2018年1月，京津冀教育部门联合召开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发布《“十三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計划》《京津冀教育对口帮扶项目》《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备忘录》，研究制定《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这些政策文本中都涉及到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问题。目前，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和机遇。通过对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进程的分析得出，十八大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流、政治流和政策流日益汇聚，迎来战略机遇期，发展至今已经进入战略实施和攻坚期[9]。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颁布的政策文本较多，大多数政策文本只是部分段落提及京津冀职业教育。本研究选取京津冀颁布的专门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作为样本：2015年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本文将其编码为a）、2016年天津市颁布的《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见》（本文将其编码为b）、2014年河北省颁布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本文将其编码为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