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来工农联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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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建国60年来工农联盟经历7两大阶段：前30年，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农业合作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左”的路线曾损害了工农联盟；后30年，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工人化。
[关键词]工农联盟；农业合作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工人化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9-0010-05
工农联盟是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宝库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就要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认定在农民国度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强大、最可靠的天然同盟军，并善于领导工人和农民这两大劳动阶级，使之联成一体、结为同盟，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马克思早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明确而形象地指出：只要农民参与，“无产阶级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后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俄国革命中更简明地提出了“工农联盟”的专门术语和政治词汇。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工农联盟理论，指导俄国革命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立后，1922年就重视开展农民运动。从1927年起进而主要依靠坚强的工农政治军事联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一条更是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后来，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也都强调了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60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群众基础、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健的政治基础和深刻的理论基础。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社会主义是工农联盟结成的生命体。工农联盟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就会受损害；工农联盟增强，社会主义才会繁荣昌盛。工农联盟既是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又是后30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巩固发展工农联盟，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模式。
一、工农联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
共和国建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工人阶级掌权的国营企业；进行土地改革，把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就为工农联盟创立了新的经济基础。依靠工农联盟和各族人民的奋斗，到1952年全国迅速恢复了饱受多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1953年4月毛主席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进而于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写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任务、总路线，当时简称为“一化三改”，预计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同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到1964年12月21日，他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更精确地调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也就是把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并人工业现代化，同时另增加了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现代化内涵。总之，从1954年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工农联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三个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四个现代化”。这也就是建国以后工农政治经济联盟的新内容。这是区别于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政治军事联盟的(那时工农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
国家工业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龙头，我国是在工业化带动下逐步实行“三大改造”。当时只能采纳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即以国民经济计划化、编制并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等。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全国解放前夕的30％提高到56.5％：全国高级社总数达到75.3万个，入社农户11945万户，占农户总数96％以上。我国“三大改造”已经先期完成，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国家工业化还只是迈出了一大步。远未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更是任重道远。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基本任务本应是大力巩固“三大改造”的成果，逐步向“四个现代化”目标迈进。可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显著成就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却使我国领导人骄傲自满，作出错误判断，从1957年起党的路线转向“左”的方面。1958年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随即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要求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农村还要把高级合作社再发展为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甚至要“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要“跑步进人共产主义”。在城市中也在酝酿要建立人民公社，要取消工资制，实行供给制。这种主观上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的三大运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又称“三面红旗”)在全国刮起了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使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执行中遭到很大破坏。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挫折，人民生活必需品大为缺失，城镇居民粮食、油、肉、蛋、菜、糖等定量供应减少，各种限量票证增加，工农联盟大受损害，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