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
时间：2021-07-09 00:01: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生 平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董仲舒生在富贵之家，7岁就上学堂念书，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孩子能歇歇，决定在屋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歇歇脑子。但他以“三年不窥园”的闭门钻研精神研学儒家典籍，兼习先秦其他名家学说。终于在几年刻苦学习后，学问愈加精深，在青年时，就成为当时学问渊博、兼通五经、擅长《公羊春秋》的专家，成了远近闻名的经学大师。像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很受尊敬，许多人拜他为师。由此，他收授门徒很多。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汉武帝选拔贤良的时候，董仲舒以儒学博士的身份接受了他的亲自策问。他逐一地回答了汉武帝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方略的三个策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在这次选拔贤良中，董仲舒一举成名，被汉武帝封为中大夫。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
元朔四年（前125年），董仲舒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在胶西王国相任上，深感胶西王骄横恣纵，难于处事，恐怕时间长了会得罪胶西王。特别是他觉得从政为官已经二十多年，差不多六十岁了，一生为官，屡遭政途风险，想回家安度晚年，从事著书和传道。遂于公元前121年辞职回家。董仲舒退居在家除了治学外，还很关心国家大事。同时汉朝政府也仍然重视他的学问和见解，每次有国家大事，就派专使来征询意见。董仲舒自己经常注意国家的气象、经济与民生等问题，及时地向政府提出建议。如他倡议在关中种麦以利民生。又如他看到大官僚地主富商兼并盘剥人民，以及国家专营盐铁，收益过重而夺民之利，要求“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主张。虽说这些是为了汉王朝的稳定，但毕竟是有益于国家民生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这表现出董仲舒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开发民间工商业和解放奴隶的思想。这是有一定的开放精神和积极意义的。
前104年，董仲舒去世，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后也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来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现在西安南城墙东段内侧，有一条小街道，叫“下马陵街”。它东至和平门，西通柏树林街南口。在这条街偏东北侧就是董仲舒墓所在。
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共17卷82篇。
二、教育思想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从教育家的角度来探讨董仲舒的文教政策，就会发现他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对教师的要求上等都有明确的观点，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理论。
（一）教育目的
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也就是之所以要兴办教育，是想把教育作为政治的一种工具。
董仲舒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他用天道“阳尊阴卑”的思想，为儒家的“德治”找到了“天意”的根据。他说：“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王者应“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又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从理论上论证了“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治术主张。
董仲舒总结了先秦孟荀两人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认为人性只是“天”创造人类时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进而为善。董仲舒吸收了先秦以来关于人性差异论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个不同的等级。“圣人之性”是绝对的善性不需教育；“斗筲之性”为天生的恶性，虽教难善。这两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比较罕见的。“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方可“名性”。“中民之性”就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只有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因此，教育对绝大多数具有“中民之性”的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是教育的主要对象。而教育的目的便是将这些具有中民之性的地主阶级加以教化，使之成为统治阶利益的坚决维护者，而在他的观点里，贫苦的劳动人民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因为他们对统治者的统治不构成威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董仲舒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便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教学内容
董仲舒重视教学，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德性。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培养人才。他认为各经所起的教育效果不同：“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六部教材都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而具体到教学内容，董仲舒认为教学的主体便是道德教育，这也很符合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
1．德教是立政之本。在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2．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所谓教化，就是要实行普遍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所谓的“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并用他的“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尽管“三纲”思想并非由董仲舒首先提及，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并使之在教育和伦理实践中产生深刻影响。从此以后，臣忠、子孝、妻顺成为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概念早已提出，但董仲舒把它提升为“五常”之道并作了新的发挥。“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三纲”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但是发展到了人类社会的新时期的时候，在劳动人民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时候，他的这些束缚人性的理论和观点便站不住脚了，他的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