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五四运动研究的新进展
时间：2021-07-06 12: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长期以来，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十年来，随着学术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日渐深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为便于了解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对近十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基本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五四精神、五四传统的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精神与五四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一种观念、方法，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成一种主义，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这成为近十年来国内学者研究五四运动史的热点问题之一，讨论十分热烈。罗志田在《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分析了五四时期科学与国学之间的互动。认为科学方法是国学研究存在的有力基础，而“国故”则提供了具体治学对象。对五四科学思潮中出现的科学主义倾向，有学者着重区分了五四科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等概念，有学者着重对科学主义的内涵、形成原因等进行论述与评判，有学者则着重讨论其对五四文学、五四民主观念等的影响。汪晖在《科学话语共同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一文中，强调了五四时期科学话语的权威性，提出用“科学话语共同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进行诠释，甚至认为其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道德伦理革命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论者涉及了这一问题。有学者着重分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有学者着重论述了五四时期道德伦理革命的内容及其生成的直接现实原因。陈方竞在《关于“道德主义”问题——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中心的多重对话》（《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3期）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道德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研究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主要是从爱国运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等角度进行诠释。近十年来，仍有学者从这些角度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肯定。雷颐在《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伦理”到“契约”的文化转换中发展出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话语，这种新话语，爱国而不排外，且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而积极主张世界主义，是十分难得的。张静如在《论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五四时代是创新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高度的创新精神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改造。汪晖从科学主义、科学世界观的角度对五四启蒙进行了新解读，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他用“态度同一性”与“反抗绝望”解构五四启蒙，认为科学重建了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延续性联系，科学世界观及其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相关设想逐渐被接受，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共同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者将讨论的重心逐渐转到争论最为热烈的儒学、孔子等问题上，对“打到孔家店”、“激进全盘反传统”等命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有学者侧重对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这一认识进行反思，指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说法，是片面地将“三纲”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夸大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进而提出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的分层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五四运动前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即他们改变了全面反传统的思路，主张在综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资源的肯定。
有学者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区分了儒家、儒学、儒教三个概念。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孔教、反对强化儒学意识形态与其对儒家伦理的排拒、对“礼教”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缺失主要是在对儒家伦理蕴涵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合理内核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
有学者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孔子观念做系统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孔子与孔家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与批判封建伦理纲常，而并不反对孔子本人。
有学者讨论了“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整理国故”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了积极肯定的评价。
五四时期的人物、社会群体与阶层
学术界在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很多侧重于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道德革命、宗教观等问题的讨论上；对胡适的研究则集中在文学革命、个人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上；对蔡元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等问题上。
学术界对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突破。研究者不再简单地将梁启超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代表，而是细致分析了他在五四时期思想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大多认为，梁启超游欧前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精神、道德革命、文学革命等是持赞许态度的。他在游欧归国后，虽然对五四运动中盛行的“科学万能论”进行了反思，但大体上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保持一致的。对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研究者大多侧重讨论其态度的变化：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对新文化运动持同情态度；五四运动之后，他更多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新文化运动开始持怀疑态度。
学术界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人与国家、救亡与启蒙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个人主义精神的缺失是五四启蒙意味逐渐淡化的主要原因。有学者通过对五四知识分子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的分析，指出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虽然存在疏离了个人主义的现象，但未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并没有出现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
学术界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也很关注。研究者侧重分析商人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独具的特征，指出其受到了民族主义意识、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有学者对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的基本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佳电”视为媚日卖国之举，而与其在收回青岛等问题上的不同策略有关。也有学者将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看做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认为其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
对五四时期社会下层民众，学术界也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论述了“日人置毒”风潮中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指出民众的反应与“精英话语体系”的描绘大相径庭。有学者论述了上海青红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文化思潮
对五四时期文化思潮的研究，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个人主义等，都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
对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有学者侧重对自由主义思潮的局限进行了研究，认为“五四”自由主义存在着既脱离当时社会现实，又脱离中国传统的情况，进而主张推动中国自由精神传统进行现代化转换。有学者侧重对五四运动中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进行论述，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还有学者以高一涵的自由主义观念为个案进行研究，进而分析了自由主义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在改造中国问题上所面临的问题。
